西方福利經濟理論著重探討社會福利中可衡量的經濟福利這一部分，認為社會福利會隨著國民收入總量的增長而增長，並且個人福利的增加才能夠使社會中整體福利的增加。其中舊福利經濟理論強調對國民收入公平的分配可以使福利增加，而新福利經濟理論則主張效率優先才能夠使福利增加。因此，為了看似能夠有著更加合理的福利分配，便出現了公平與效率之困，個人福利與社會福利之困。但究其本質，不難發現，無論哪種困境都完全是在資本家無止境的對於追求剩餘價值的一種爭奪，已經完全偏離了福利的初衷。

一、公平與效率之困

公平與效率之間所存在的關係問題，始終是西方福利經濟理論所探討的關鍵內容。公平是人與人關係的重要範疇和衡量依據，是否公平的參考標準往往會根據生產關係的變動而發生變化。而對於效率來說，則是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重要範疇，衡量效率的標準會根據生產力的變化而產生變動。舊福利經濟理論強調公平分配，主張政府可以對市場失靈進行矯正。可以從根本上使得福利達到最佳狀態，從本質上解決貧困問題的存在。庇古所提出的命題中，恰到好處的說明了這種情況，其中具體表現在：國民收入越多，那麼福利越大；國民收入均等化，福利同樣會增加。從庇古所提出的理論觀點中可以看出，個人福利更多的是通過效用的力量而構成，所有個體效用的總和則是全社會福利表現。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效用是能夠予以計量的，對於不同個體而言，所具有的效用可以用來對比。對此，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會實現福利的不斷增多。如果富人所掌握的資產流轉移給窮人，由窮人進行掌握，那麼效用總和將會在無形中增加，福利也會相應的增多。對此，庇古所指出的貧困問題，更多的就是表現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問題。

分配不均衡，導致財富的分配不均衡，資金不斷流向窮人，直至資金和效用均衡，福利最大化才可以因此而實現。庇古所提出的理論思想可以充分的說明社會價值問題，公平具有衡量社會價值的效用。此外，庇古還認為，即便是收入表現出均衡化的狀態，能夠對增加福利起到一定的幫助，但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的存在，這就需要利用最優配置進行增加收入，使得國民收入總和可以得到進一步的增加。不難看出，“公平”始終貫穿在整個舊福利經濟理論之中。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羅賓斯針對於福利經濟理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並對此理論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認為，人與人之間是否具有真正的效用，不能夠僅僅依據簡單的觀點來加以衡量，更加不能進行相應對比，雖然庇古所建立的舊福利經濟理論中的效用問題進行了對比分析，能夠很清晰的瞭解和表達人的自身狀態，但並沒有本質上的價值意義。卡爾多等眾多學者對此觀點表示非常的贊同，認為既然人與人之間無法進行合理的比較，那麼貧窮和富貴也不能夠帶給人們真正的快樂，這也是不能夠進行對比的，為此，庇古的這種思想並不具備著較為科學的理論依據。

新福利經濟理論明確指出，由於個人效用不能夠進行合理的比較，進而針對於不同的收入，也無法進行收入的合理分配。從中可以看出，新福利經濟理論的理論家們就把與價值判斷相關的收入分配問題從福利經濟理論中剔除，選擇只關注效率，而不對公平進行深入探索和研討。新福利經濟理論代表帕累託將效率優先作為衡量福利的指標要素。勒納通過探索和分析之後明確指出，如果變革會導致人的福利增加，那麼任何情況都不會造成對其他人的不利影響，則這種情況是可取的。

但如果在實際生活中，變革給人們帶來了利益，但卻造成了一些人的損失，那麼此結果就與帕累託的觀點相悖。為能夠有效的解決當前存在的這一問題，卡爾多提出了補償原則，但他們並沒有真正的補償給受損者，認為補償是遲早的，只要效率提高就是最佳選擇。從最終表現的結果來看，不管帕累託觀點表述如何，都沒有切實關係到社會貧困問題之上。任何效率的增加都以是資產階級追求剩餘價值最大化作為出發點亦或是落腳點，因此也就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二、個人福利與社會福利之困

舊福利經濟理論認為福利會隨著國民收入總量的增長而增長的論點，這個觀點有著根本性的錯誤。因為它完全規避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間的矛盾，把福利歸結成為生產力水平。但在現實社會生產中，在產生的國民收入中，工人得到的僅僅是自己的工資而已，而剩餘價值則全部為資本家無償佔有。

在新福利經濟理論中的最適度原則，看似在以適度的基礎上來考慮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問題，但這僅僅是以圍繞資產階級而言才能夠奏效的，是為了保證壟斷利潤和鞏固資本寡頭為統治的一種手段。根據這一原理可以判斷，資本主義社會中任何變革都只是為壟斷組織謀取利益的最直接途徑，即使它確實為延緩階級鬥爭做出了一絲改善，但這也是在不觸犯和侵佔壟斷組織的任何一根毫毛的前提條件下發生的。

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一些人是好事的，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的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階級的新的壓迫。”如果任何人的利益都不被觸動，那麼就意味著否定社會變革，也就沒有辦法來談福利經濟理論。在西方福利經濟理論的演變發展過程中，總是在一種理論出現問題後，用另一個理論來進行“彌補”，補償原則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提出，這一原理在針對於上述的適度原理上宣揚“整個社會的福利”。雖然把“整個社會”的字眼擺出來，但我們也清楚，福利是離不開物質基礎的，這就更加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最重要的經濟規律之一，即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這個規律得出，一端財富的增長必然會引起另一端貧困的加劇。

並且在後來提出的補償原則也都是在“假想”，在現實中未必會實現，在他們看來，效率的提高是能夠將之前所受到損失進行彌補的。針對於西方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來說，社會福利資金的主要來源就是依託於僱傭人員、被僱傭人員以及僱傭單位所上交的保險費用，其中還涉及到了一些政府的補助資金。針對於被僱傭人員所繳納的保險費，主要就是通過工資扣除的方式進行上繳。一般來講，一個員工一輩子需要繳納十年的保險費，只有繳納滿年限的保險費後，才可以真正的領取到保險費。例如，法國員工要繳納37年半的保險費，並在員工退休之後才可以領取保險費，保險費的比重是原本工資的1/4。

如果上繳的保險費年限沒有符合規定的年限，那麼所獲取的保險金將會被打折。由此可以看出，西方高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資金主要就是來自於個人與國家。其中最為重要的福利來源就是員工的勞動力付出，從中換取勞動所得的價值，社會福利費用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工人工資中扣除，所謂的“福利”不過是資本家應付工人工資的一種轉化形式，僅僅是對資本主義剝削性質的一種掩飾和美化。西方福利經濟理論在某種情況下將工人階級的貧困化進行了合理的分散化處理，其中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方面分散工人之間的貧困，另一方面分散每個工人不同時期的貧困。

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強調分配結果公平的觀點，有效的縮小了員工在職與失業的不同情況差異表現，縮小了不同部門、地區以及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此觀點也是西方福利經濟理論所提倡的“收入均等化”的實質。根據上述所說，不難看出，社會的財富積累是在不斷增加的，但這種積累是在資產階級無限制追求剩餘價值的前提下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的福利是得到了增加，這種增加也是在最大限度的榨取無產階級的剩餘價值而獲得的，無產階級除了在不停的接受剝削外，根本不可能有“偏好”和“自由選擇”的權利，也就更說不上在社會財富增加的時候達到福利最大限度的滿足。

資產階級代表了社會中的一小部分利益群體，即便他們手中擁有大多數的生產資料，但也僅僅代表個人的福利，只有廣大工人階級的福利才能代表社會的福利。所以在個人福利與社會福利陷入困境的過程中可以看到，西方福利經濟理論中的“社會福利最大化”絲毫沒有成為勞動者的恩賜，反而更清晰的體現出資本主義對剩餘價值的無限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