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時代晚期度量衡制度的萌芽。大約從距今65004000年前，中國各地進入了新石器時代晚期。這時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在生產和生活的過程中，數理觀念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終於為度量衡制度的萌芽奠定了基礎。

新石器時代晚期社會結構的變化與度量衡制度的萌芽。新石器時代人類社會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提出，在東大陸原始社會後期發生了三次社會大分工；

即畜牧業和農業從漁獵和採集活動中獨立出來；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商業和商人階級的出現.第一次大分工應該發生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第二次則應發生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而第三次則發生於新石器時代末期與奴隸社會之初。

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標誌著人類由被動適應自然逐漸轉化為主動的改造自然。農業的出現加速了社會的飛速發展，男子在社會中的地位愈來愈突出。

人們在種植作物、從事畜牧業的過程中，對自然界中的各種現象包括季節的交替、作物的生長規律等有了初步認識，產生了諸多知識，計數活動也隨之產生，而各種農具的製造則更顯現了人們的比對測量知識。

新石器時代晚期前段（距今約6500-5000年前），隨著農業、畜牧業的加速發展，社會結構逐步發生了變化；人類的數理知識在不斷積累中逐步成熟起來。浙江河姆渡遺址出土了大量磨製的骨耕、骨嵌和骨哨以及樺卯結構的木構件，製作樺卯離不開精細的測量。

既陝西寶雞北首嶺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上發現了一種用小三角形按等差數列堆積起來的金字塔形圖案，文獻稱此類圖形為“垛積圖"。有學者認為圖案昭示著把一個大垛積平均或近似的平分為兩個小垛積的意圖，認為這是當時氏族內部分配實物或財產方法的反映。

目前所見金字塔形圖案最高為七層，包含了28個小三角形。因此，我們認為這些圖形也反映了當時人們的計數知識已有了明顯進步，人們可能已經掌握了兩位數的知識，較賈湖時期已有了進一步發展。西安臨潼姜寨遺址是仰韶文化早期一處典型的原始聚落，屬於母系氏族社會，聚落包括五個較大的建築群和三片公共墓群。

五個大建築群被三條人工圍溝和一條自然河流所環繞。整個聚落中央為一四周高中間低的中心廣場。建造不同形狀的房屋，對整個聚落的合理佈局，需要規圓矩方、大小、長短等方面的知識。

早期人們在建造房屋或製作工具時，多是依照自身身體，藉助於手、肘、足、步等器官來確定一個臨時標準，因每個人身體高矮、胖痩不同，所以所立標準很難完全一致.而當時要建造一座大型的房子，則需要一個相對比較統一的長度標準，人們可能會藉助氏族首領的身體、自然物或人工製作的某件物體來確定標準。

姜寨時期已經出現了對偶式家庭，人們集體勞作，平均分配勞動果實氏族首領可能會利用~兩件容器作為臨時量器,將勞動果實分配給氏族成員，而到下次分配時可能又會臨時選用其它的容器作為量器。而對於有些物品的分配，如柴、肉等物品，則可能借助於人的體力為標準，或者通過手掂、目視等方法來估算。

這種確立臨時度量衡標準的習俗，在今天一些後進的少數民族地區還很多見。如雲南少數民族蓋幹欄式房屋，打樁時便用一根繩索來取得兩邊等長。而要在圓周上作等距離的劃分，可以用手量，也可藉助於他物。獨龍族合夥耕一塊山地，收穫平分，先用背爹技人分為幾堆，剩下的再以小算或捧平均分配給大家。

雲南少數民族中，至今仍有“背”、“一手可以提得起來”等表述重量的方法“。因此，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前段，在生產和生活的活動中，人們已經掌握了比較簡單但卻系統的度量衡知識，這為原始度量衡器具的萌芽奠定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在鄭州西山發現了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西山古城呈不很規則的圓形，規模也較小。但建造城址需要較為先進的測算和丈量知識。據文獻記載，中國古代城址始於炎黃之世，《漢書食貨志》引晁錯的話說：“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

《軒轅本紀》載：“黃帝築城造五邑"。仰韶文化晚期大約與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相當，西山古城故屬於黃帝時代，說明當時人們的測量知識已經比較發達了。

新石器時代晚期後段（約距今50004500年前），人類社會經歷了第二次社會大分工，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社會逐漸由母系轉入父系氏族社會，此時人類的度量衡知識已是非常發達。手工業的獨立促使了各種生產和生活用品製作的規範化。製陶技術明顯提高，快輪法制造出的器物器形規整、厚薄均勻。

一些器形比較規整的陶器，可能已被氏族酋長作為儲藏器具或分配量器使用。青海柳灣墓地出土了大量陶容器，製作規整，形制大小差別不大，以彩陶麥為大宗。這種彩陶壺除被作為生活容器外，可能也會被人們臨時作為量器使用，成為儲藏或分發物品的工具。

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加速發展，使男子逐步取代了女子，在氏族中居於領導地位，社會加速向父系氏族社會轉化，對偶式家庭逐漸成為氏族的主體。生產工具的私有化，社會剩餘產品的出現，為私有制的產生奠定了物質基礎。氏族內部這時已開始分化，首領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逐漸凸現。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葬已經有大、中、小之分，大墓隨葬品多達一百多件，除生活品外，還有玉器、象牙等奢侈品，而小墓則往往只有一兩件陶器，體現了明顯的身份等級差別。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浙江良渚文化遺址以及東北的紅山文化遺址都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良渚和紅山文化遺址還發現有祭壇。

玉器的大量出現是私有制的另一表現。良渚玉器中多玉璧、玉琮、玉璜、玉玦等，璧、琮等是祭天禮地的專用工具，均經過了精細測量，製作精美。社會分工的細化，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產生，祭祀天地等禮制的出現，使得一部分處於特殊階層的人，如氏族首領、巫師等，在分配時比一般人開始享受特權。

從此，分配方法比過去平均分配時更趨複雜。這種社會性的活動已不僅僅是要求有簡單的數量概念，而且需要有固定的測量工具了。為了使量的多少相對穩定，保留幾件專門用來測量糧食的器具便首先在父系氏族社會產生了。禮制與度量衡的產生有著密切關係。

父系氏族社會時期，人們之間有了身份等級的差別，而私有制又促使了人們以家庭為單位的利益分割，因此，度量衡與禮制二者相繼出現，都是為了治理人群間日益興盛的私慾而相繼產生的政治制度。

從距今大約4500400。年前，中國各地已經處於新石器時代末期、文明社會的前沿，此時的考古學文化主要以龍山文化、齊家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為代表。這一時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早期城址在各地普遍發現，人類社會進入了城邦時代，大型宮殿建築已經出現；分級聚落出現，表明社會複雜化程度更高；

金屬冶鑄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金屬製品增多；作為文明重要標誌之一的文字，在諸多載體，如陶器、玉器等上面出現；由於階級差別，A殉、人牲現象也普遍發現七綜合以上情況來看，中國各地當時已經進入了早期文明社會，即文獻所載的“萬國林立"時代。

度量衡是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便作為早期的城邦制國家，度量衡器具也當必不可少。因此，目前未發現當時專用的度量衡器具，這正是當時度量衡器較為原始的體現，並不能否認度量衡器具已經出現這一事實。

在人類社會早期，由於材料的侷限性，人們只能利用所能得到的材料製作器物，陶、木等材料是常用之物，陶器易碎,木器易於腐朽，加之當時處於文明萌芽時期，各種制度還不健全，度量衡器具的製作也不甚規範，與一般的器物在形制上並無太大區別，這就使得我們現在很難認識清楚。

上述原因或許可以解釋新石器時代末期乃至奴隸社會早期未發現度量衡器具的原因。新石器時代晚期，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人類社會逐漸從母系過渡到父系氏族社會，社會漸趨不平等，私有財產和私有制出現，階級逐漸分化。

結語

為了分配財產，一些有確定量值的器物逐漸被固定下來，作為原始的度量衡器來使用，度量衡制度終於得以萌芽，這是長期以來人們數理知識的積累和社會結構變化的結果。到新石器時代末期，社會進入了早期的城邦制國家時期，原始的度量衡器應繼續得以發展。這些原始的度量衡制度，為夏商周時期度量街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