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理學內涵。馮從吾在《關學編》中所提出的“關學”概念，首先確定了“關中”這一地域性因素，正式開啟了對關中地方性學說的重視，他以關中地域為中心，通過彰顯地方聖賢的價值，試圖建構一條關中地方的道統譜系，這一做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但同時“關中理學”中的“關中”只是馮從吾所建構關學譜系的地域性維度，無論關中地區本身的定義發生何種改變，地域範圍總是一定的，也就是說，與地域維度相比，“關中理學”中的“理學”維度則更能凸顯出馮從吾“關學”概念的學理屬性。
基於此，我們有必要分析馮從吾“關中理學”概念中的“理學”維度，以便我們能更加準確地理解《關學編》人物的入編標準。
縱觀馮從吾《關學編》中所列人物，除卷首所列孔門四子是為了關中理學尋找儒家道統以外，此後宋、金、元三朝所列人物，可以大致被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關學學派開創者張載一系，其中包括張哉、四呂、蘇曬和範育。第二類宗程朱一系，以侯仲良“從二先生遊”、劉願“潛心伊、洛之學”、蕭維斗“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呂域“從許魯齋學”、段堅“近宗程朱，遠溯孔孟”等人為例。
第三類則是以馬理、韓邦奇為代表，雖沒有正式的師承於張載，但在思想上主要以繼承張載之學為主。從上述人物的大致分類來看，馮從吾《關學編》中所納入的人物範圍體現了馮氏對“理學”的理解。
顯然，從《關學編》所列人物來看，馮從吾所提出的“關中理學”中的“理學”是指廣義的理學。即在馮從吾看來，凡是在關中地域中宗張、周、程朱、陸王的學者都可以被納入關學學派之中。
柏景偉梳理了關學的傳承脈絡，認為自張載歿後，關中學者大多宗程朱、陸王或者二者兼取之，鮮有學者恪守張載之學。並且柏景偉指出馮從吾對關學人物的編訂大多也是以宗程朱、陸王的關中學者為主，可以說，柏氏對馮從吾“關中理學”概念的理解十分準確。
即馮從吾的“關中理學”概念實際上是指自北宋張載創立，流傳在關中地區的廣義的理學流派，其中學派成員或宗程朱、或宗陸王亦或是張載，並不具有一以貫之的思想傳承。
可以說，馮從吾以地域和理學作為建構關學史的標準，其中關學的精髓完全由“理學”（道學）所定義，即不論理學家的思想傳承於誰，只要他具有關中地域屬性，都可以被納入到關學人物之列。
換句話說，在馮從吾“關中理學”的概念之下，雖然張載被尊為關學學派的開創者，但其思想本身似乎在關學流傳的過程中得不到應有的體現，正如學者王昌偉所說：
“在某種意義上，馮從吾所構造的張載成了空有其名的領導人物。”這樣一來，馮從吾由“理學”定義關學學統的做法看似擴大了關學學派的範圍，但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和忽略了張載之學在關中所作的貢獻。
可以說，馮從吾雖然確立了關學之源，即張載為關學開創者，但將關學之流擴大到了理學，這樣他所提出的“關學”概念的重點則是關中地域本身，而非學脈傳承本身。這裡值得探究的是，馮從吾以如此寬泛的“理學”來定義關學，是與其自身的學術宗旨密切相關的。
馮從吾作為明代晚期學者，一方面從當時總體的社會文化層面上來看，由於南方資本主義的萌芽，促使政治與文化在南方的高度發展，使得北方文化遠遠地落後於南方。
但南方文化的快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三教雜糅等不良學風，尤其是王學的發展，使得學者對於王學流派的爭論愈演愈烈，針對上述紛爭，全國範圍內的學者（尤其是北方學者）興起了強調正統、重正學風的活動。
在張舜典的語境下，馮從吾的《關學編》不僅只是關中之學，更是在三教雜糅的複雜背景下對儒家正統學說的振興。另一方面單就理學自身來說，程朱與陸王的爭論也持續己久，故明代中後期學者將理論中心放在消化程朱、陸王的理論成果之上，試圖對周張、程朱、陸王的思想予以調和。
在這內外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之下，馮從吾確立了自身的為學宗旨，即他在學術上以孔子作為最終標準，試圖超越周張、程朱、陸王之間的學派之爭，以關中這一特定區域為載體而容納不同的道學學派，他的學術宗旨直接影響了他對關學概念的界定以及《關學編》的編纂。
在馮從吾看來關學雖然以張載為開創者，但他不以張載為儒學的最終歸宿，只是肯定張載在關中地域所發揮的作用，他認為究其儒學之根源仍在於孔子。馮從吾認為後世儒者在傳續的過程中雖然分化為不同的學派，在思想觀點上也有所差異，但他們對道的繼承都出自於同一命脈一一孔子，即肯定孔子為儒家學術的總源。
正是在此大前提之下，馮從吾試圖通過《關學編》來展現出在關中地域有一條從未中斷的儒學傳承脈絡。
基於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馮從吾在確立張載為關學之源的同時，又將與張載思想毫不相干的理學家納入《關學編》之中，因為在他看來與張載之學的關聯相比，區域性道學譜系的持續存在才是馮從吾建構關學學統的主要目的，也正是這一因素導致他淡化學派之間的分歧，強調在學統上只要歸屬於五家之內，都可被納入關學譜系之中。
馮從吾雖然以孔子作為關學的學術的最終淵源，但從學術繼承上來說，他以周、張、程朱、王為津樑，認為上述五家代表了關學學統之所在。
由馮從吾宗孔子的學術宗旨我們可以看出，在馮氏看來在關中地域中以周、張、程朱、王之學為理學正統的學者皆可被稱之為關學學者。馮從吾這一相對寬泛的學統建構與他試圖包納不同道學學派的努力有關。
在面對道學內部分歧時，馮從吾有過相應的回答，當時有學者針對當時朱、王之爭的現象，問他：“講學可也，第不宜如諸儒之各立門戶，何如？”的問題，馮從吾對此回答道：
天下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門戶者乎？……夫子之牆數仞，若真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自不容不覓此門戶以入。不然，是原甘心於宮牆之外者也，何足辨哉？
且論道體則千古之門戶無二，論功夫則從入之門戶不一，第求不詭於孔氏之道，各擇其門戶以用功，不自護其門戶以立異可耳，而必於責備其立門戶，不知舍天理、本心、慎獨、未發之外，又將何所講邪？
一開口便落門戶，真令人不敢開口馮從吾認為就道體本身來說，從古至今的“門戶”只有一個，而對於學者對此門戶的入路，卻各有不同。換句話說，他認為無論是周、張、程、朱、王哪個學派都是被視作是道學的一部分，並且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特徵，用各立門戶的說法不僅對學派本身有所傷害，更不利於學者對道體的把握。
對於學派之爭，馮從吾一直抱有開放的心態，並且他將這一開放性態度貫徹在《關學編》之中，即他在《關學編》中除了明確記載宗五家之外的理學學者之外，還將看不清楚學術淵源的學者也納入到關學人物之中。
由此可見，馮從吾對關學概念作以“關中理學”的界定，其根本目的在於建構和彰顯關中地域一直存有一個道學傳統，這個傳統本身體現為多學派並存，其所撰的《關學編》也只是：“為了樹立一個基於地方身份的特定的"門戶"，但這個門戶並非為了整合並統一道學的各種途徑。
馮從吾構建了一個關學傳統，但並不是一個有獨特學說的"學派"”。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馮從吾對張載的重視，實際上是過多地強調張載作為關中人士的地域認同感，反而很少提及甚至忽略不計張載之學是如何傳播併發揮影響的，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馮從吾的語境之下，關學在很多情況下變成了關中程朱或關中王學。
綜上所述，馮從吾受時代學術史撰述的影響，使得他立足於關中地域，突出地域理學特徵，撰寫《關學編》追溯關學源流，明確地將張載作為關學學派的開創者，肯定了張載在關學傳續上的源頭作用，這些都充分說明馮氏對張載之學及其地位有充分的認同。
這不僅彰顯了關中儒學道統之所在，對於推動理學在關中地域的傳播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馮從吾在建構關學史的同時，對於關學學統的判定並不侷限於張載之學，而是以寬泛的理學概念為基礎，將在關中地區宗周、張、程朱、王的理學家均納入關學人物之列。
在馮氏的語境之下，對張載之學的繼承和認同並不是關學傳承的唯一途徑，馮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關學學派的範圍，在某種以意義上說，馮從吾認為由張載所創立的關學範圍要比程朱學派更為廣泛，這也就自然形成了關學所呈現出的關中程朱或關中王學的學術形態。
換句話說，馮從吾對關學概念的界說，只揭示了關學的地域範圍為關中，關學的學術形態為理學，而馮的這一界定就不得不促使我們思考關學在流傳的過程中，各個階段的關學學者如果不能或多或少地攜帶有宋代張載之學的基因，那麼是否可以將其納入到關學人物之中。
因此，我們在解讀和運用馮從吾關學概念的同時,應當避免陷入關中地域決定論的誤區，而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其宗師張載著作和學說是如何傳播併發揮影響的，這比片面注重關學概念的地域性具有更加有效的解釋力。
結語
因為對於任何一個學派研究，如果只強調其源而忽略其後世學者的傳承，無法具體地分析出源與流的複雜關係，那麼便會失去對學派研究的當代學術意義,對於關學學派的研究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