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滅亡，跟宦官亂政有著莫大的關係。

從明朝中期開始，朝堂中便不斷出現臭名昭著的大宦官。如英宗一朝的王振，憲宗一朝的汪直，武宗一朝的劉瑾，熹宗年間的魏忠賢等等。

按說，朱元璋在建立明朝時，已經給宦官上了層層“枷鎖”，幾乎切斷了他們所有作亂的機會和可能。那麼，明朝的宦官之亂究竟是從何而起？是誰打開了這個“潘多拉的盒子”？

明初宦官，卑微生存

明朝初年的宦官，其實活得很是卑微。因為朱元璋從一開始就對宦官群體沒什麼好感。朱元璋曾對近臣說：“此曹（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

他還認為，“其（宦官）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在中國歷史上，漢唐兩代宦官禍國最為嚴重，都曾導致一代王朝的覆滅。朱元璋為避免重蹈覆轍，索性不給宦官接觸政事與兵權的機會了，僅讓他們做些打掃衛生和跑腿兒的活。

此外，朱元璋還出臺了一些具體規定——

其一，不允許宦官讀書認字。史書記載，“初太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

其二，限制宦官的上升空間。朱元璋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廷”。

其三，不允許各衙門與內官監有公文往來。

其四，在宮門鑄造鐵牌，上書“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

儘管到了洪武后期，朱元璋自己有時也會違反規矩，比如派宦官傳達赦諭、軍前觀兵、核查稅額、出使外國等，但總體上仍然保持警惕。

到了建文帝朱允炆時期，宦官的地位再次受到打壓——外出之際如稍有不法，地方官便有權將他們直接押送京城，予以嚴懲。

在這種情況下，宦官別說想亂政，即便是想結交個普通官員朋友恐怕都困難。

靖難之役，重新洗牌

宦官們走向前臺，大約是從朱棣發動靖難之役開始的。

一方面，朱棣藩府中的宦官開始顯山露水。靖難之役期間，以鄭和為代表的一批藩府宦官，忠心耿耿，同朱棣出生入死，頗受倚重。

另一方面，一批朝廷宦官也開始躍躍欲試。奪權篡位，不是什麼光彩之事。在當時很多朝廷官員寧可消極迎戰也不願趟這趟渾水。但是宦官不一樣——他們沒有什麼羽毛，所以也沒什麼可顧惜的。聽說朱棣對宦官頗為倚重，所以就主動來投奔了。朱棣還在北方折騰時，南京朝廷中就有宦官偷偷給他送情報了。當燕軍南下逼近江北時，一些朝廷宦官直接叛逃到朱棣的軍營中來，“漏朝廷虛實”。

如明末清初學者查繼佐所總結的，“燕初起，不可為名，士大夫多縮匿。而諸閹無所顧惜，會又多域外人，文皇既借其鋒，便不能如祖訓云云，勢使然也。”

朱棣上臺後，論功行賞，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宦官。此前，宦官歸吏部管轄，現在，朱棣把他們獨立出來，直接聽命於“司禮監”。不僅如此，皇帝還找人教他們讀書寫字，使他們的地位獲得空前提升。

不過，畢竟有祖訓約束，朱棣在重用宦官時還是多少有些顧忌的。據《明史》記載：“成祖亦嘗雲，朕一遵太祖訓，無御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但是，仔細揣度，會發現這話說得很藝術——祖訓是“內臣不得干預政事”。但到了朱棣這，就變成了“不得擅調發”。

這“不得干預”和“不得擅調發”之間，可是有不小的發揮空間。

朱棣上位，宦官逆襲

受到重用的宦官們，逐步從幕後走向臺前。很快帝國的各個崗位上都出現了宦官的身影。

據《明史·職官志》記載——

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派遣宦官李興攜帶聖旨出訪暹羅，“此奉使外國之始也”。此後，朱棣又遣宦官馬彬使爪哇，遣尹慶使滿剌加、蘇門答剌，遣鴻臚少卿潘賜偕宦官王進使日本。

永樂三年（1405年），朱棣派鄭和率兵兩萬，行賞西洋古裡、滿剌諸國，“此將兵之始也”。

永樂八年（1410年），朱棣命宦官王安等監都督譚青等軍，宦官馬靖巡視甘肅，“此監軍、巡視之始也”。

另據《明史·谷王橞傳》記載，永樂年間，谷王朱橞謀反，朱棣“立命中官持敕諭橞……且召橞入朝。”由此可見，宦官還能代表皇帝去按治諸王。

此外，在各種工程的修建中，也經常出現宦官的身影。比如北京城內城的修繕工作就是由越南籍宦官阮安主持完成的。阮安頗有建築天賦，據《明史》記載，“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營北京城池宮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營，悉中規制，工部奉行而已。”在隨後數年中，阮安又先後主持了皇宮三大殿（奉天、華蓋、謹身）的重建工程，通濟河的疏浚工程，固安河河堤加固工程，北京城牆的包磚改造工程等。

總之，在朱棣一朝，宦官們的才能和優勢得到了極大的發揮。但是，隨著宦官群體榮寵日盛，一些禍患的種子也悄悄埋下。

宦官之禍，初顯端倪

朱棣在位期間，已經開始出現宦官假傳聖旨的現象。永樂五年（1407年），朱棣曾對都察院陳述了這樣一件事：“去年曾命內侍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勘合，招集軍民，復以採辦為名，大為民害……即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千鞠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實重法。”

東廠的設立，更是給宦官亂政提供了肥沃土壤。永樂十八年（1420年），朱棣在北京設立東緝事廠，即東廠，由親信宦官擔任首領，負責偵察、刑獄等特務工作。東廠一經設立，便享受著諸多特權——

首先，東廠是皇帝之下的特設機構，僅聽命於皇帝，只對皇帝負責。因為獨立於司法系統之外，所以宦官便擁有了擅自羅織罪名、逮捕戕害他人的特權。

其次，東廠宦官的緝查、監視範圍極其之廣。據史書記載，“舉凡兵部有無塘報，城門關防出入，地方失火，雷擊何物，京城物價，禁地人命及至家人米鹽猥事。”就連前朝曾經叱吒風雲的錦衣衛也在其監察範圍之內。

其三，東廠可直接向皇帝祕密報告情況，甚至沒有時間、場合的約束。只要有訊息，隨時可上報。這比需要“具疏上奏”的大臣們相比，簡直不要太自由。

朱棣對宦官的過度寵信，必然滋生諸多問題。得勢的宦官越來越囂張，他們開始拉幫結派，胡作非為。儘管在永樂年間，他們還不具備左右朝政的能力，但是“潘多拉的盒子”一經開啟，就很難被關上了。經過朱棣子孫歷代的推波助瀾，宦官終於成為大明王朝的一顆毒瘤。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這一個個權勢熏天的宦官輪番登場，讓明朝最終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太監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