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張旺、張宗可、張裕先、張書平、張耘、張溶、趙容（趙溶）、謝康、駱駝，到康生（魯赤水），完成了一個從書香名門之後到國家權力頂峰，又從頂峰急速墜落的過程。他的一生可以說充滿著鮮血和黑暗，充滿著肅殺及傳奇。

直到今天，提起他的名字，相當多的人無不咬牙切齒，恨不啖其肉，喝其血。

也罷，縱觀我們今天所能看見的歷史教訓，其人的左的偏執造成的危害，的確是對這個國家，我們的執政黨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譬如說延安時期的濫觴“紅旗黨事件”及從此以後開始幾年的動盪歲月（史料累累，不再贅述）。

這裡插一句，今日有些諜戰文字上將對岸那個沈之嶽吹得神乎其神（其人後為臺灣重建情報系統之骨幹，號稱“調查局之父”），但那個時期對延安的滲透，最重要的還是一個叫做“漢訓班”的軍統培訓機構。其向延安地區的滲透，一直到建國後一江山島戰役勝利，繳獲了保密局原始檔案，才見冰山一角，究竟有多少特務滲入，至今莫如是。

回到本篇，作為曾執掌中共情報保衛系統，後又被貶蟄伏，再度東山的中共負責甄別內衛首領魯赤水，在其掌握審幹大權的兩個階段，可謂“殫心竭慮”。成也蕭何敗蕭何，終究倒在了歷史的棺論上。

當然，目前的定論，恐怕永遠也不會翻身過來。也將成為此人在今後史書上的一個重要標籤。

不過，在其權勢駭人之時，有一件事也是頗有趣味，那就是他和老同行、老戰友之間在浩劫年代的碰撞，一件申請報告上的交集。這位“判官”並未如像對待曾經老戰友，老同事，同行部下那樣殘酷。而是，顯出了難得的“溫情”。

那就是在對待吳德峰“待遇”報告件上的批示。從某種角度來說，作為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資歷而言，吳德峰甚至可以算是“張家大少爺”的前輩。在抗戰前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吳老在情報保衛系統的地位是高於，起碼是平行於這位黨內的“後起之秀”的。

吳德峰（1896-1976），中共黨內曾長期從事祕密情報、交通工作的元老。其所創立的交通系統，曾是中共的“大動脈”，在那個充滿艱險的崢嶸歲月裡，承擔著中共各個隱蔽戰線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情報、檔案、資金，人員往來輸送等重大職責。在中共情報保衛系統早期，是並列於“中央特科”的獨立運轉的情報保衛系統。

其1924年加入中共，大革命時期，經組織批准，加入國民黨，一度是國民黨統治中心武漢地區的高官。擔任過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工人部部長、軍事部部長。1926年5月後，任中共武漢地委代理軍委書記。10月任國民黨武漢常委兼公安局局長。11月當選為中共湖北省委委員兼軍委常委。

“四一二”和“馬日事變”前後，是中共在湖北地區從事紅色鬥爭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28年至1929年，在上海，於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任中共中央軍委交通科科長（自此開創紅色交通系統）。

1931年起歷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局長，國家政治保衛局江西省分局局長，湘贛軍區政治保衛分局局長兼紅六軍團政治保衛分局局長。長征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軍工作部部長，中共中央外交部對外聯絡局局長。西安事變後隨周恩來到西安，參加領導祕密情報工作，後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長。建國後，歷任武漢市市長，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政法辦公室副主任。文革前，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時間到了那個浩劫年代，戰爭年代長期在隱蔽戰線擔任領導工作的吳德峰，也未能倖免，受到了嚴重衝擊。

1969年3月4日，同樣作為長期在中共情報保衛戰線擔任領導工作的，時任中調部副部長、對外身份為國務院副祕書長羅青長了解到吳德峰老處境不好的情況，專門為吳德峰受衝擊一事給了解隱蔽戰線歷史的周恩來總理、康生寫了一封信（報告）。

其中主要內容如下：“據外調人員反映，吳德峰同志年老有病，身體很不好，現仍被高等法院群眾專政，因兩派爭議，問題不能解決。"又“據了解，德峰同志在二、四方面軍會合後的長征途中，他任當時中央局的白區工作部長，是堅決反對張國燾的。（此處後有康生批註：在1931年前後，當王明等簒黨時，他是堅決反對王明的。）雙十二後在負責西安祕密情報工作中，是忠於毛主席的，反對王明、博古的，在總理、康老領導下，他對敵鬥爭是勇敢和機智的，對黨是有很大貢獻的，有關文電檔案，現均存我部可查。"

羅青長老前輩陪同周總理視察

就上面的闡述，羅青長在信中據此提出了意見“德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部門工作中的情況我不了解，如果歷史上沒有查出重大問題，希望中央能通過高法院軍代表向群眾組織作些工作，對他作歷史地全面地分析，對他生活上作可能的照顧，幫助他向群眾作認真的檢查，爭取群眾的諒解。妥否，請予考慮。"

當天，康生收到這封信，即作如下批示轉給周恩來： “吳德峰同志在思想作風上有許多毛病甚至有許多錯誤，解放後他的工作不了解，表面上看是官氣十足。但他在上海和西安的白區祕密工作中，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於黨的，我覺得對他應是一批二保。是否可請富治同志在群眾中進行工作，幫助他認真檢查取得革命群眾諒解，解除群眾對他的專政。據說他病的很利害，應給以適當照顧。"

周恩來當天即作批示：“同意康老、羅青長同志意見，請富治同志辦理，仍以一批、二保為妥。"

第二天，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謝富治也作了批示：“完全同意康老和總理的批示，對吳德峰同志應該是一批二保，軍代表和×××同志（餘注：原件字跡不清）應向群眾做工作。"

康生，作為曾長期擔任過中共情報保衛系統，尤其是內部甄別（內衛）系統的首腦人物，對老戰友，尤其戰爭年代的吳德峰是具有相當了解的應該。故而，康生對吳德峰的批示，因此有了這麼一句，“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於黨的，我覺得對他應是一批二保"。。。

雖然，今天的歷史結論上，康生可以用“枯惡不俊，罄竹難書，十惡不赦等等之類定語來描述”，但作為此事，在當時的環境下，能做出這樣的批示，可以說，相當於保護了一個革命老前輩。而對此事做出主要貢獻的羅青長，在浩劫年代其實也未免其難，他自己也曾經歷了被殘酷批鬥。

同樣，此事亦可襯托出吳德峰老前輩的一生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