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竊取使用者隱私，這已經不算是新聞了。近幾年，類似的新聞頻出，多款知名App都曾因侵犯使用者隱私被點名，而作為使用者的我們，彷彿已經預設接受了這個事實，因為大多數App如果不授權使用者資訊就不能使用，而“個人隱私”就成為了我們享受科技帶來便捷服務之外的代價和籌碼，人工智慧時代更是讓使用者的資料成為各商家的通關必備，人們好像越來越沒有隱私可言了。
360創始人周鴻禕近日在一次訪談中表示，有時某些軟體會開啟使用者的攝像頭或開啟麥克風進行錄製，查詢一些關鍵字以嘗試第二天與使用者的興趣相匹配。周鴻禕認為，收集使用者資料時，消費者應具有知情權和選擇權。
▲360創始人周鴻禕，圖/視覺中國
現在的科技發展速度已經遠遠超過了人們思考的速度，而作為普通消費者的我們，還只是沉浸在這樣一個被科技營造的“美好幻想”中。在一些國家，甚至有人通過爬取網路資料來進行鍼對性宣傳，從而影響國家大選，進而影響一個國家的政治走向，甚至威脅到國家安全。在比爾·蓋茨推薦的《工具，還是武器？——直麵人類科技最緊迫的爭議性問題》一書中便提到了這個現象，他對其進行了深入分析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或許可以為當今的科技公司和科技管理部門提供一些思考和啟發。
消費者隱私：保護我們的個人資料
2018年3月，劍橋分析公司的爭議突然爆發，無異於隱私保護領域的三裡島事故。臉書使用者了解到，他們的個人資料已被這家政治諮詢公司獲得，用來建立一個針對美國選民的資料庫，定向傳送旨在支援唐納德·特朗普的總統競選活動廣告。雖然如此使用個人資料本身違反了臉書的政策，但該公司的合規系統未能發現問題。此類問題往往會引發大量批評，同時讓公司無法辯駁。它所能做的就是道歉，正如馬克·扎克伯格所做的那樣。
幾周之內，華盛頓特區的公眾情緒發生了極大的轉變。政界和科技界領袖終於不再對監管嗤之以鼻，而是開始談論監管不可避免，但他們仍然未能說清他們認為監管法規到底應該做些什麼。
問題的答案在美國另一端靠近矽谷的一個地方出現了，一個不可能的人在這個問題上發揮了主導作用。
他是一位美中國人，名叫阿拉斯泰爾·麥塔加特，是舊金山灣區的一位房地產開發商。2015 年，他在位於加州皮蒙特的家中舉辦了一個晚宴。皮蒙特是一個濃蔭密佈的郊區小城，與靜悄悄處理大量私人資訊的矽谷巨頭們隔灣相望。當麥塔加特詢問一位客人在谷歌工作的情況時，對方的回答不僅讓他很不滿意，而且讓他覺得驚恐。
科技公司收集了哪些私人資料？它們用它幹了些什麼？我該如何選擇不提供這些資料？如果人們知道谷歌都知道什麼，這位工程師回答說：“他們會發瘋的。”
▲圖/圖蟲創意
這場雞尾酒桌旁的對話開啟了一場為期兩年、超過300萬美元的“十字軍東征”。事情過去差不多三年後，我們在舊金山見到了麥塔加特，他告訴我們：“我感覺這非常重要。我想，必須有人為此做點什麼。既然這樣，那麼我可以成為那個做點什麼的人。”
這位三個孩子的父親這麼做的目的並不是打擊科技行業。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堅定地相信自由和開放的市場。畢竟，在科技行業的推動下，該地區飆升的房地產價格讓他賺得盆滿缽滿。但他決心要推動改變，希望有一天能告訴孩子們，他幫助保護了一些珍貴的東西——我們的個人資料。
在被麥塔加特和其他一些人稱為“商業監視”的時代，我們因為網路搜尋、通訊、數字定位、購物和社交媒體活動而暴露的個人資訊遠遠多於我們希望分享的。他認為，這賦予十幾家科技公司難以置信的權力。
他在談到那些我們無意中以個人資訊為代價使用的免費網路工具時表示：“你必須接受它們的隱私條款，否則你就不能使用它們的服務。這些服務是我們得以生活在現代世界的基礎，所以我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
面對缺乏監督的現狀，他招募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支持者，併為加州起草了一項新的隱私法。“我生活在一個受到高度監管的世界，”他在談論當前的房地產業管理法規和建築規範時表示，“這是一種健康的環境。法律需要跟上科技的步伐，否則人們將不斷突破底線。”
麥塔加特已從他的房地產業經驗中熟知政府的運作方式。他敏銳的政治觸覺讓他認識到，來自矽谷的反對可能會使加州首府薩克拉門託難以通過一項法律。但是加州和美國西部其他州一樣，存在政治上的選擇。這些成立於19世紀中後期的州，根據憲法規定享有一項權利——如果收集到足夠的簽名，就可以將一項提案付諸投票，並由選民來做決定。
如果說劍橋分析公司事件相當於三裡島核電站事故，那麼阿拉斯泰爾·麥塔加特能完成隱私保護領域的第13號提案嗎？
我們懷著非常複雜的心情關注著麥塔加特的提案。一方面，我們長期支援美國的隱私立法，包括聯邦層面的立法。在聯邦貿易委員會前委員、公司隱私和監管事務主管朱莉·布里爾的領導下，我們決定在2018年5月GDPR生效時採取與其他科技公司不同的應對之道。同時我們將GDPR規定的消費者權利提供給全球的所有客戶，而非僅限於歐盟成員國的消費者。這種做法讓我們獲得了一些驚喜的洞察。我們很快發現，美國消費者比歐洲消費者更願意將這些權利付諸實踐，從而證明了我們的看法，即美國將最終轉向接受更強的隱私保護權利。
我們也發現，麥塔加特提案草案的文字過於複雜，在某些方面令人困惑。我們擔心，它在某些地方會導致與GDPR不同的技術要求，並且這些不同的要求其實並沒有多大必要。這些問題可以通過立法機構及其詳細的起草程式加以解決，但不能通過一項“支援或反對”的全民投票來解決。問題是，應該如何說服所有人不執著於通過11月投票來對提案進行表決，而是轉向尋求州議會的立法支援，同時又不會在這個過程中扼殺提案呢？
其他科技公司發起了一場籌款運動，以反對這項提案。矽谷認識到，要想取得成功，可能需要籌集超過5000萬美元的款項。
最終，這一加州提案宣傳所需的鉅額資金促使雙方願意坐下來進行談判。麥塔加特願意與主要民選官員坐下來討論立法細節，其他一些科技公司則對該怎麼做頗為猶豫。我們派出了兩名隱私專家到薩克拉門託，他們幾乎夜以繼日地努力工作，與立法領袖和麥塔加特的團隊共同推敲細節。
▲圖/IC photo
在最後一刻，立法機關通過了《2018年加利福尼亞消費者隱私法案》，州長傑裡·布朗很快簽署了該法案。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強有力的隱私法。與GDPR一樣，它賦予加州居民權利，可以知道資料公司正在收集他們的哪些個人資料，對銷售這些資料說不，並迫使未能保護個人資料的公司承擔責任。
該法案對全國的影響幾乎立刻顯現。隨著加州的水閘開啟，很明顯其他州也會效仿。商業團體開始遊說國會通過一項國家隱私法，該法將優先於（或實際上否決）加州法律和其他州的法規，而不是面對五花八門的各州法規。儘管還有很多未竟之事，但麥塔加特確實已經成功地改變美國對隱私問題的考慮。這是一個重大的成就。
當我們在舊金山見到麥塔加特本人時，他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本來很容易被視作一個威脅——一位想要控制一個已變得過於強大的行業的活動家。但與此相反，我們看到了一個對未來有著多方面思考、和藹可親的實用主義者。
“一切都尚未結束，”他說道，“在接下來的100年裡，我們仍將持續討論科技與隱私的關係，就像標準石油公司案件後一個多世紀以來，人們仍在持續討論反壟斷法那樣。”
麥塔加特的經歷充分說明了全球民主國家的重要優勢和機遇。一個獨裁政府的領導人可能會警惕地看待一個法律系學生和一個房地產開發商所擁有的不可預測的能力，這種能力讓他們得以顛覆統治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極其強大的技術規則。同時，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視角看待它，總體而言，這似乎是一個更好的視角。麥塔加特成功地藉助既定司法和提案程式來糾正他們認為的錯誤情況。
新的挑戰：工具和武器的兩面性
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但也面臨新的挑戰。數字技術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工具和武器兩面性。它們讓我們想起1932年愛因斯坦的話，他提醒人們機器時代會創造諸多收益，但同時呼籲人類要確保其組織能力與科技進步同步。在我們不斷努力為人類帶來更多科技的同時，我們也需要為科技注入更多的人性。
當今的科技對經濟的影響極不平衡，令有些人盡享巨大的進步與財富，而將有些人甩在後面，奪去他們的工作，並止步於那些沒有寬頻接入能力的社群。它正在改變戰爭與和平的面貌，在網路空間創造新的戰區，對民主構成新的威脅。同時，它也加劇了國內社會的兩極分化，侵蝕了隱私，併為極權政體創造了一種新的能力，使其能夠對公民進行前所未有的監視。隨著人工智慧的不斷髮展，所有這些趨勢也將加速發展。
我們看到這些動態關係正在影響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政治問題。人們對移民、貿易和針對富人和公司的稅率爭論不休，但我們很少看到政治家考慮，也很少看到科技部門承認科技在製造這些挑戰中所起的作用。就好像我們都被由此產生的症狀吸引，以致我們缺乏時間和精力關注一些重要的潛在原因。尤其是隨著科技的影響繼續加速，它有可能讓人們對事物的理解更加短視和淺薄。
積極應對的方法：更廣泛的協作
雖然指望科技變革放慢腳步是不現實的，但要求我們自己付出更多的心血來管理這一變革並不過分。與以前的技術時代和發明（如鐵路、電話、汽車和電視）相比，幾十年來，數字技術在幾乎沒有監管甚至自我監管的情況下取得了進步。現在應該認識到，這種放手的態度需要讓位於一種更加積極主動的方法，以一種更加自信的方式應對不斷變化的挑戰。
更加積極主動的做法並不意味著一切都應該留給政府和監管部門。這就像要求政府什麼都不做一樣，既短視又不成功。相反，這需要從每家公司的具體情況開始，在整個科技行業開展更加廣泛的協作。
20年前，當微軟處於困境時，我們意識到我們需要改變。我從我們的戰鬥中總結了三條教訓，這三條教訓我們一直還在學習和應用。在我們思考科技在當今世界發揮的作用時，這些教訓似乎也適用於整個科技行業，就像當年適用於我們公司一樣。
▲圖/圖蟲創意
第一，我們要勇於接受政府、行業、客戶和整個社會對我們寄予的更高期望。不管法律是否要求，我們都必須肩負起更多的責任。我們已經不再是什麼突然發跡的行業新貴。我們需要努力樹立榜樣，而不是狡辯說我們可以為所欲為。
第二，我們需要廣開言路，傾聽別人的意見，多下功夫來幫助解決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為此，我們首先要與更多的人建立建設性的工作關係。但這只是開始，我們必須更好地理解別人對我們的看法和擔憂。我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不能等到它們惡化到失控。這就要求我們更加頻繁地與各國政府，甚至我們的競爭對手坐下來尋找共同點。我們認識到，我們肯定會面臨一些棘手的問題，我們需要鼓足勇氣，敢於妥協。
曾經很多次，一些工程師爭辯說我們應該繼續戰鬥。有時，我幾乎覺得他們在質疑我的勇氣。雖然有時候我們需要堅持自己的立場，但更多時候，我認為，妥協比繼續戰鬥更需要勇氣。它還需要堅持。尋求共同立場的過程往往十分曲折，我們可能首先在談判中陷入僵局和失敗，然後才能各退一步，並達成協議。我們需要培養一種能力，使我們可以優雅地面對失敗，即使在事情破裂的時候也要讚美對方，這樣我們才能在正確的時機到來之時有能力再次出發，最終克服困難。情況幾乎總是這樣。
第三，我們需要制定一個更具原則性的工作方法。我們需要保持一種創業文化，同時將其與我們可以在內部和外部討論的原則結合起來。我們已經開始發展能力制定這樣的原則，首先是針對反壟斷問題，然後是針對互操作性和人權問題。如本書第二章所寫，根據薩提亞在2015年針對監視問題提出的建議，我們制定了一系列準則來指導我們對這一問題進行決策。由此產生的雲承諾將繼續成為我們在其他領域的效仿物件。這種方法有許多優點，包括它有助於同時也迫使我們思考我們所承擔的責任以及面對這些責任的最佳方法。
在許多方面，這些方法要求整個科技行業實行文化變革。出於種種原因，科技公司傳統上會首先專注於開發令人興奮的產品或服務，然後儘快吸引儘可能多的使用者。除此之外，它們通常很少有時間或精力關注其他方面。正如領英聯合創始人裡德·霍夫曼所創造的新詞“閃電式擴張”所準確捕捉到的那樣，如果想在全球範圍內開發市場領先的技術，那麼速度優先於效率的“閃電式的快速路徑”不啻為最佳途徑。即使公司已經取得全球市場領導地位，也需要迅速採取行動。可想而知，如果沉重的需求可能拖累創新，科技公司將會出現怎樣巨大的擔憂。
這些擔憂固然重要，但鑑於目前科技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如果一家科技公司的發展速度超過其思考的速度，或者它根本不考慮其服務或產品的更普遍的影響，則同樣十分危險。《工具，還是武器？——直麵人類科技最緊迫的爭議性問題》這本書的論點之一是，公司盡其所能履行社會責任是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薩提亞明確指出，當這些問題出現時，我們需要快速行動，但應在我們的技術上安裝保險槓。擁有能力預見問題並確定原則性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才更有可能在加速時確保“不會翻車”。這至少有助於避免公眾爭議和潛在的聲譽損害，並因此迫使管理層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來應對，而無法將精力集中在產品開發和使用者增長上。
所有這些，都要求政府採取更加積極和自信的方式來監管數字技術，這一點已經越來越重要。如同本書所述其他內容一樣，這也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不過有一些重要的經驗值得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