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化心理學對傳統心理學的突破在方法論層面表現的十分明顯。甚至可以說,文化心理學重要的學術價值之一就在於拓展了傳統心理學的方法論。傳統心理學以哲學和西方傳統文化為思想基礎，追求獨立於人所存在的“客觀知識”。

而文化心理學則呈現出強烈的整體化、實踐化與人本化特徵。這些觸及心理學理論根源、研究意義、研究對象等一系列因素的新興研究策略無不蘊含著突破傳統心理學方法論的可能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

(1) 實際語境和生態學研究策略

文化心理學研究強調現實的文化情境，這一點與生態心理學取向相似。研究場景的生態化與真實性原則無疑是對傳統心理學“人為式”研究方式的修正與改進。傳統心理學研究中存在情境簡化，程序泛化、解釋力較低等諸多不足。以此為鑑，文化心理學研究者呼籲在實際的日常文化語境中開展研究，以保證研究:結果的真實性和生態效度。同樣的，文化心理學認為文化和人類心理之間存在相互建構的整合性關係，故而研究時應遵循整體性和系統論原則，避免因價值中立和客觀性需求所造成的結果偏差，這也是對還原論和簡化論的突破。

現實語境下的研究範式也存在一定侷限性，首先，現實情境的複雜性和多變性代表其發生過程受到各種偶然因素之影響，難以被人為控制。研究者必須隨情境變化動態調整研究程序與進程，增加了研究過程的隨機性。同時，現實情境研究無法將影響變量自情境中分離而出，亦無法明確各因素之間的關係和協同作用，難以得出明確的一致性結論。且由於不同研究者在進行現實情境研究時往往受各種偶然因素影響，結果通常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差異性特質，難以進行泛化或推廣。最重要的是，現實情境研究通常意味著較大的人力、財力及時間投入，成本相對較高，研究效率相對較低。

(2) 主位研究策略

文化心理學常用的主位研究策略通常包含兩層含義：一為視文化為主體，以文化角度闡述人的心理行為；一為視研究對象所從屬的文化為主體，研究者通過對研究對象所屬文化的深入瞭解，產生了被同化的文化相似性，得以較為全面地闡釋研究對象心理與行為。主位研究的侷限性表現在文化主體偏見難以避免。研究者在進行在主位研究時，難免受到自身思維定式或行為習慣等主觀因素之影響，並因為自身對文化主體的認同感將研究對象無意識地納入自我結構之中，造成文化認同上的偏差。

難以進行理論性概括和應用。主位研究對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互為主體式關係的強調導致其必然無法與研究者自身文化語境和歷史知識相分離，進而造成研究結果無法與研究者及研究對象相分離，難以提煉出具有文化普適性的理論概念。應用維度有所欠缺。主位研究作為一種強調文化特異性的單文化式的研究(楊國樞，1997),難以兼顧文化融合、變遷、適應，涵化等問題，研究結果的應用範疇相對狹窄。而該類問題正是當今社會重要的文化議題，主位研究在課題選擇上的侷限必然導致學術價值的降低。

(3) 同文化研究策略

同文化研究與異文化研究相對，策略的提岀是基於研究自身所熟悉的文化必然比陌生文化更容易之預設。人作為文化造物，受文化制約，從屬於同一種文化的人更能認同本源文化中為外人所不能理解的現象，可見這樣的假設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同文化研究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確實更易達到共情狀態，也能從一定程度上彌補異文化研究中的不足之處。

在差異性的文化背景之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很容易因認知差異導致研究結果的偏差，同文化研究避免了這一點。此外，不同文化傳統在科學研究中所衍生出的極具本土文化特色的方法論亦可能導致在文化研充中出現非客觀性和有效性的結果偏差，這一點在人文科學領域表現的尤為明顯。同文化研究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同一文化屬性亦避免了結果偏差的存在。最後，同文化研究可有效避免文化震撼(culturalshock)與自我文化中心(self-culturalcentralism)狀態。文化震撼是研究者因與研究對象所屬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而產生的認知失調等心理問題。自我文化中心則指研究者以自身所屬文化為中心來解釋他文化中的現象。這些在異文化研充中常見的問題都可在同質文化研究中避免。

同樣的，同文化研究策略的侷限性也相當明顯。首先，長期處於某種文化的成員對自我中的文化塑造習以為常，並無意識地表現岀特定心理與行為。只有在接觸到陌生文化環境時才會有所察覺。其次，同文化研究策略可能導致“文化識盲”和“文化糾結”現象的產生。這兩個概念由臺灣心理學家潘英海先生(1997)

提出，“文化識盲”即個體因對其所屬文化環境瞭解不足而產生的文化誤讀現象。其實質是研究者對文化層面(整體生活經驗)的理解問題。並證明了文化研究難以完全真實和無偏差地反應現實問題。“文化糾結”指多種差異化或矛盾性的信息互相糾纏，對研究者造成干擾的現象。當研究者、研究對象及所屬文化均表現出一定的信息差異性時，研究者將表現得無所適從。最後，同文化研究難以提供系統化的理論知識。同文化研究者受到自身文化定勢及傳統觀點等影響，難以與原生文化相背離，對文化進行客觀的現實解讀，進而影響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廣度。

(4)解釋學研究策略

文化心理學中對事物“意義”的解釋與解釋學不謀而合，解釋學與文化心理學的聯盟是文化心理學發展的必由之路。早在精神分析論被提岀之時，解釋學就被引入心理學的研究之中。但傳統心理學因其客觀性與可檢驗性的特徵，始終未能給予解釋學足夠的重視。文化心理學對解釋學方法的應用必然導致心理學界對解釋學的重新審視，為傳統心理學研究帶來方法論層面的突破，賦予解釋學應有的學術地位。

文化心理學以本體論解釋學為研究基礎，將人的現實生命存在視為文化本體。本體論解釋學由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所創，強調意義實現的實質是解釋者自我理解的視域融合過程。在此過程中，傳統形而上學力證的主客二元對立不復存在，認知中的彼此之分亦被打破(李炳全，2007)。文化心理學以此為據，突破了傳統方法論解釋學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的觀點，是對科學主義的反叛與重構。

文化心理學將研究者與研究對象視為主體並強調雙方互動的方法是對本體解釋學的最佳詮釋。本體解釋學將科學研究視作動態化的視域融合過程。該視域包括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雙重文化視野；在意義理解過程中，解釋者不斷擴充、修正並更新固有視域，每一種理解都被置於更新過的更為廣闊的視域之中，最終形成的視域便是原有兩個視域的高級水平。

結語

心理學研究被移植於以人為中心的意義情境之中，是對純粹客觀式研究方式的拒絕。本體解釋方法在實施時由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共同決定，並輔以實證方法論證，這種將主觀與客觀相結合、實證方法與理論方法相結合的特點，為文化心理學的方法論研究貢獻了重要的指導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