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許娘光是最早主張使用“心理人類學”指代文化與人格研究的心理學家，為心理人類學的學科創建做出了歷史開拓性的貢獻(鍾年，1996)。許娘光針對中國、美國、日本及印度國民人格特質的比較性研究為文化心理學所貢獻的啟示性指導作用至今仍有餘韻。在對親緣關係的分析研究中，許娘光提出用“軸”(dyad)的概念來解構親屬關係的結構與內核，“軸”即家庭中夫妻、父子或母子等兩人之間的關係。

在任一家庭體系中，總會有一個軸佔據親緣關係的優勢位置，可被稱為主軸。主軸是個體展現自身態度與行為的決定性模式，個體以主軸為中心發展其他社會關係(許娘光，1990)。

許娘光提出，在中國的親緣關係中，父子是家庭的主軸，表現出延續性、包容性、權威性、非性性的特點。即父子的關係需世代傳遞，代表中國傳統家庭所期待的香火綿延不絕；子女需多多益善，若自身不能綿延子嗣，可以過繼，為了家族的延續，妻妾均可包容；子女要對權威家長絕對服從與恭順，在其死後也要盡心侍奉祭奠；而父子作為同樣性別的人群，無需突出性徵，兩性差異可以忽略。

與中國家庭不同的是，美國親緣關係的主軸是夫妻關係，表現出非延續性、排他性、平等性和性徵性的特點。即夫妻關係一代即止，絕無世代延續的可能；夫妻之間不允許他人插足，無法包容他人存在；夫妻地位基本平等，較少表現岀夫對妻或妻對夫的絕對權威；夫妻分別代表的兩性性徵差異突出。許娘光認為，中美兩種文化中的家庭差異已經被推及至社會規則中(Brambilla,2013)。

在中國，連續性已經不僅存在於父子關係之中，中國藝術作品中常見的再世夫妻就表現出明顯的親緣延續性。此外，岀於對非性性的強調，華人很難對突出性徵做出明顯的展示，而更傾向於掩飾其存在，即使是己婚夫妻，也大多對性諱莫如深。

許娘光堅信家庭是文化的基本傳承和教育機制，“是一切文化的基礎學校”。故而在1990年出版的《宗教、種姓、俱樂部》一書中，許娘光進一步對中國、美國和印度民眾開展了人格比較試驗，以探究家庭在三種文化中的重要性。研究證明，家庭對於中國、印度、美國民眾的重要性逐級遞減，華人宗族式的社會關係導致其民眾多表現出以情境為中心的互相依賴型行為模式，即親人之間依賴性強，產生了一種持久的，包含宗族幾乎所有親屬的血緣紐帶。

在大多數華人心中，個人的社會地位及歸屬感與其家庭，甚至宗族的地位與安全同等重要。而美國俱樂部式的社會關係則培養出其國民以個人為中心的自我依賴型行為模式。在這種文化中，對他人的依賴是不可容忍的，因為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基準規則，讓別人依賴自己的行為亦會招致反感。親屬之間的關係維繫是暫時性的，各種協會、團體與個人之間的契約紐帶才是被普遍認可的。

與以上兩種文化都不同的是，印度的種姓制度使得其教徒表現出一種以超自然為中心的單方面、片面化依賴行為。這一模式兼具前兩種人的特點，但受到宗教影響，印度教徒更願意追求與神靈之間的精神共通，並將自身命運交付於神靈主宰。

自90年代後期始，文化心理學思潮接連遭受世界格局變化與人類學研究轉向的衝擊，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體方面都發生了明顯變化。首先，文化心理學在國民性(或文化與人格)研究之外，開始更多關注文化與神經科學、文化與認知、文化與解釋學、文化與情緒等新領域的交叉共融，促進了情感人類學(anthropologyofemotion)、文化神經學(culturalneuroscience)認知人類學(cognitiveanthropology)等新學科的湧現，並開展了一系列針對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成員心理行為變化的比較性研究。

過去跨文化研究中常用的民族誌法、統計測量法等客觀性的實證主義方法論也不再佔據主流，以概念或語言分析為主的闡釋主義法受到更多研究者青睞。日本精神分析學家土居健郞(TakeoDoi)在詳細闡述了日本人心理結構的《日本人的依賴關係分析》(TheAnatomyofDependence,1973)—書中提出了“amae”一詞，amae日語寫作甘;是日語中特有的詞彙，意指為了引起他人注意而故作可愛或者假裝柔弱。土居健郞(1973)表示，日本人在人際交往中表現出大量的amae,這或許是日本民眾面對等級森嚴的社會關係所產生的無意識的宣洩。

在中國，許多文化心理學者也開展了一系列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本土化研究。譬如臺灣學者文崇一等人針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面子"、“人情"、“緣分”等方面闡釋主義研究(文崇一，2006)。在研究主體方面，從屬於非西方文化下的文化心理學研究者開始使用“主位研究”來探究本土文化心理，並尋求與西方學者的積極對話和學術交流。

本土文化心理學思潮能夠在民族心理學熱潮平息多年之後捲土重來，非西方文化心理學者功不可沒，許娘光、楊國樞、土居健郞等都是其中翹楚(Triandis,2007)。如今的文化心理學者已經認識到，從屬於不同文化的群體在理解和處理文化相關問題上很難達成一致。鑑於此，針對文化的研究需要以更加包容和開放的態度來處理人類心理和行為上表現岀的普適性和特殊性。

文化是包含主觀性和客觀性的複雜整合體，個體的行為表徵具有特殊性，但其心理結構卻可能具有普遍性，這正是文化的狡猾之處。基於這一共識，文化心理學家開始與多個學科展開跨學科合作。其中與人類學、解釋學、哲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進一步促進了自然學科與人文學科的積極互動，已經獲得了大量極具創新性的成果。

近年來，在全球政治格局瞬息萬變的大壞境之下，各種文化思潮風起雲湧，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斷凸顯。文化心理學也發生了向後現代化、民族化、本土化等方面的轉向，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已然進入了一個多元共生的全新時代(李鵬程，羅媛，2018)。雖然文化心理學在學科定位和核心主題方面的學術爭議一直存在，但跨學科合作和交叉型綜合研究成為當今文化心理學界的主流己經蓋棺定論。

當前全球信息化的爆炸式發展致使現代社會文化的多元性與同質化、傳統性與現代化、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衝突不斷加劇。大量信息和資源隨著人口遷移和網絡系統進行跨區域化流動，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和溝通面臨更多挑戰。文化心理學領域也必須與時代脈絡緊密契合，以迎接強大的時代機遇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