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隨著跨區域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大陸地區的文化心理學研究亦受到眾多關注(鍾年，彭凱平，2005)。2013年12月於武漢大學召開的“中國首屆文化心理學高峰論壇”是中國心理學界正視文化重要性的歷史性事件，亦是對中國文化心理學發展潛力的首次檢閱。

事實上，早在20世紀初期，中國的文化心理學研究者就在西方文化心理學熱潮的影響下引進並翻譯了大量民族心理學與國民性研究的著作，該傳統在人類學領域得以保留。而在20世紀80年代，大陸心理學界亦開展了一系列針對少數民族的心理學研究。

可以說，大陸的文化心理學發展也經歷了“漫長的過去雖然不及臺灣、香港兩地文化心理學家在本土心理學領域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但縱觀中國心理學發展史，可以發現跨文化的心理學研究早就在社會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發展與教育心理學等分支學科中得到廣泛應用。早在文化心理學形成初期，許娘光民性研究，中國人類學家潘光旦先生和費孝通先生等人的研究也極具學術價值。

如今，許多心理學者如葛魯嘉教授、葉浩生教授、鍾年教授、彭凱平教授等人都為中國特色文化心理學研究做出了突出成就。彭凱平教授對文化與認及文化應用領域所做出的初創型工作，推動了國內文化心理學多領域化研究的進程。鍾年教授編纂的《文化心理學讀本》亦被列入“社會心理學精品譯叢"書籍。國內的文化心理學研究和中國優秀文化一樣擁有恢弘的視野和包容的胸懷，亦包含了對中國民眾廣泛的關切。

對中國心理學而言，文化心理學無疑是最可能趕超世界先進心理學水平的突破口。相信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現代文化全球化發展的歷史契機中，中國必將承擔一個文化大國應有的責任，貢獻獨屬於中國文化心理學的積極力量。

當代中國本土心理學亟待解決的學術困境就是難以擺脫對西方心理學的復刻與模仿，致使其理論無法紮根於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之中。葛魯嘉曾指出，若一味依附西方心理學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中國心理學的理論體系必然是零散的，只有徹底捨棄對西方心理學概念體系的參照，中國才可能擁有真正意義上的系統化的文化心理科學。

葛魯嘉將中國古代思想家所提出的心性學說觀點輔之以現代化的加工與革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新心性心理學說。其基本主張包括三個中心內容：心理文化是對本土傳統文化的全新構析；心理生活是對文化心理學研究對象的全新理解；心理環境是對文化環境因素的全新探索。新心性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不再是個體的心理現象，而是心理生活；其研究方法也棄實證而重體證。

在新心性心理學理論中，人的心理是物理環境和心理環境共同的造物。葛魯嘉將心性心理學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概念與西方實證主義心理學進行一一對應（葛魯嘉，2005）,以期建立一種完全本土化的文化心理學理論體系新心性心理學推崇傳統文化中儒家心理學所提岀的天人合一，即一種反求諸己的內省（葛魯嘉，1997）。這種內省形式與西方心理學中為區分主體與客體所進行的內省截然不同。

在人格心理學方面，葛魯嘉也提岀了獨具中國特色的理論。他將人格視為人的德行，是個人道德境界的體現。人格包括心性的覺解、體驗、意向、踐行等等（葛魯嘉，2004）,追求主觀式的內省和對自我完滿的修行，這也與西方人格心理學追求客觀的特質大相徑庭。

新心性心理學是通過對中國本土文化中描述、解釋與干預的心理傳統展開長期追蹤（翟賢亮，葛魯嘉，2017）,以及對傳統心理學說進行多次理論化革新而形成的原創性本土化心理學概念。對於建設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化心理學理論體系、構建全新的本土化心理學理論模型，以及推動文化心理學的理論創新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此基礎上，心理學與其他學科協同建立跨學科統一的社會應用也指日可待（葛魯嘉，2005）。在中國本土化心理學的發展進程中，新心性心理學說是最為系統化的本土文化心理學概念體系。其思想全然脫胎於中國文化之中，這表示中國終於可以從現實解釋力和價值引導力層面超越西方的獨裁式統治（呂小康，汪新建,2015）。

新心性心理學思想是中國心理學本土化理論創新的積極探索成果，以文化心理學視域對傳統文化做出了哲學式的全新詮釋。新心性心理學反對傳統的主客二分法，將人視為天然生成的、主客一體式的生命體，為中國心理學的本土化發展帶來了積極的理論創新和思想啟迪。其創新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文化是心理學的動力之源，亦是考察心理學學科發展的特殊視域；心理學若想作為獨立學科得到長期發展，文化資源的供給必不可少。傳統心理學以西方文化為據，得岀中國傳統文化只有片段化的零碎心理學思想，而無心理學理論一說，試圖以此證明中國文化缺乏相應的心理學傳統。在西方心理學研究者看來，中國文化中所蘊含的心理學思想只是一種主觀臆斷，並不具科學證據支撐。其思想只表現出歷史意義，並不具備現實意義；只體現出哲學意義，而無科學意義之表徵（葛魯嘉，2005）。由此可見，若以西方傳統心理學的工具和尺度分析與歸納中國古代典籍中的心理學思想，只能找出零散的心理學思想論述就絲毫不稀奇了（高覺敷，1985）。但若捨棄西方傳統心理學的標準，以中國文化心理學的視角審視中國文化，便可發現其中不乏系統化的心理學思想。

心性學正是中國先賢所創造的獨特心理學思想學說，中國傳統文化各個思想派別為心性學說賦予了不同解讀。儒家心性說強調個體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通過體證內心的仁道，以仁道之規則行事，而達到“內聖外王”的境界。道家心性說強調個體和自然之間的關係：通過遵循內心的天道，達到自然之境界。佛家心性說則強調個體和心靈之間的關係：即通過驗證內心的心道實現與本心的體認。可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心理學思想極為重視“體證”之法，強調意識的自我認知和主觀建構，以及通過知行合一的方法完成內部體認和外部踐行。

以此看來，承認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了系統性的心理學傳統無疑是中國本土心理學研究的根本性進步，但止步於解釋其心理學傳統絕非中國文化心理學研究的最終目的。需要注意的是，對中國文化中心理學傳統的認定並非是對現代科學心理學的揚棄，而是對立身於傳統之中的心理學資源進行提煉和篩選。

作為資源的文化傳統通過重新解讀、分析、闡釋奠定新的理論基礎，明確新的學科立場，啟動新的方法程序，以此實現中國文化心理學研究的終極旨趣。正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心理學思想被稱為心性心理學，而以此為基礎創建的全新探索和發展就可被稱作“新”心性心理學。心性心理學僅是傳統和古老的心理學。新心性心理學卻遠非對心性心理學的傳統之復刻，而是以發展性的視野力求思想上的突破與創新，賦予中國傳統文化以全新的現代意義，使之成為新的學術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