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瑪格麗特米德(Mead)作為博厄斯的得意門生和思想繼承人，她在波利尼西亞的薩摩亞群島所進行的針對當地青少年青春期人格的田野研究對當時以高爾頓為首的遺傳學派造成了致命一擊。

在米德眼中，在薩摩亞文化中生活的青少年和美國青少年截然不同，並不會經歷美國青少年聞之色變的“青春期危機”一一這一時期曾被心理學家視為由遺傳引發的具有生物普適性的激素化異變。為了證明青春期動盪情緒的文化異質性，米德遠赴薩摩亞進行了9個月的實地考察。

她發現，在塔烏島北部三個毗鄰村莊生活的68個少女均未在青春期表現出任何異常的心理衝突。這一結果可能源於薩摩亞文化並未將青春期視作需要得到特殊照顧與關注的時期，從根本上湮滅了青春期所具有的特殊感。在《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中，米德寫道：“整個薩摩亞社會充溢看的那種普遍的隨和性(Mead,2001)”是當地少女能夠輕鬆愉快地結束青春期的首要原因。

同時，薩摩亞居民對性的自由態度也對其青春期的平穩過渡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薩摩亞的少女早在兒童時期就開始集體性的嘗試一些性愛遊戲，過早消磨了對性愛的好奇，很難體會美國青少年性壓抑的痛苦(Bieidometal.,2013)。

米德於1928年開始對阿德米拉提群島(Admiraltyislands)上馬努斯(Manus)兒童的成長教育過程開展長期的觀察研究。她發現，受制於當地特殊的地理環境，馬努斯兒童的日常遊戲多與體能相關，以致他們對除運動以外的其他領域(例如詩歌與繪畫)毫無興趣(Mead,2001)。米德據此意識到文化強大的塑造性力量，提出能夠改造社會文化活動必然是在本地文化群體認同下才能實現與完成的(Mead,2001)o25年後，西方國家受世界大戰與現代發明的衝擊產生了激烈的社會變遷。米德在此前提下對馬努斯當地兒童迸行了二次研究。令人吃驚的是，馬努斯兒童的成長模式與25年前相比幾無變化(除了對財產的重視程度飆升)。

米德在新幾內亞對阿拉佩什(Arapesh)、蒙杜古馬(Mundugumor)和德昌布利(Tchambuli)3個毗鄰部落的研究始於對生理解剖論的質疑。生理解剖論由弗洛伊德提出，主張女性實質上是被閹割了的男性形態，只有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才是人類天性使然。米德拒絕將兩性差異歸於生物學解釋，因為其他文化並未表現出同西方社會完全同質化的性別角色差異。

為米德提供證據的三個部落儘管並不存在地域分界上的差異，但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角色規範。其中阿拉佩什部落提倡合作，多由父母雙方共同照顧孩子。當地社會將教育下一代視為日常生活的核心內容，無論男女都願意將全部精力置於後代身上(Mead,2001)。在這樣的環境中，生理上的差異被忽視了，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母性的(Mead,2001)\非攻擊性的文化特質。

與此相反，蒙杜古馬的居民則表現出刻板的社會印象中最為偏激的“男性”特質，如粗魯、兇狠等等。那裡嬰兒死亡率極高，許多嬰兒出生即被丟棄，僥倖存活的孩童也未得到及時關注。惡劣的生存環境導致當地兒童過早地學會了通過恐嚇或掠奪獲取足夠的社會資源。憤怒等負面情緒充斥著他們的社會生活，成為其基本生活態度的代名詞(Mead,2001)。

德昌布利人則表現出與傳統社會恰好相反的性別角色規則：女性作為主導者從事維持部落日常運行的生產活動，男性則大多從事藝術創作的相關工作；在情感方面，男性亦比女性表現出更大的依賴性。在德昌布利，兒童在六七歲時就開始產生社會分化，女孩表現出成年社會女性的初級形態，對效率和責任感的追求逐年增加；男孩則接受割禮，並被動離家去少年會所學習各種文藝技能。儘管表面上德昌布利仍是父系社會，但男性早已經失去實質支配者的地位。

米德所持“文化塑造人格”的論點給了當時以生物決定論為主流指導思想的心理學界一記重擊，印證了人格的形成受到遺傳基因和文化環境的雙重影響(徐黎麗，2005)。但需要明確的是，米德在進行田野研究時均假設該群體的成員擁有完全一致的文化認知，並在此基礎上開展調查研究，這無疑讓她的理論蒙上一層“心理簡化論”的色彩(Howard.1984)。

另有學者認為米德的研究幾乎不涉及任何數據統計方法，這表明她將研究視為完全人文性的，忽略了科學的重要作用(陳長平，2003)。儘管米德民族誌式的資料收集方法十分合理且高效(尤其對條件惡劣的異域研究而言)，她的觀點還是因此飽受抨擊。

其中最大的危機來自澳大利亞人類學家德里克弗里曼(Freeman),他經過對薩摩亞人群長達40年的深入調查，將米德書中呈現的薩摩亞文化斥為“完全錯誤的，其中一些簡直是荒謬透頂儘管兩位學者與他們支持者之間的爭論至今尚未有結論，但如弗里曼所言，米德在研究中毫不掩飾對文化決定論的推崇，這一先入為主的觀念確實會導致其觀點忽視生物決定論證據的可能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儘管受到一些非議，米德對跨文化研究所做的貢獻仍然為文化心理學發展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