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殭屍企業問題產生原因錯綜複雜，並非單純的所有制或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我國目前處於經濟轉型階段，在企業的資源配置上短期內很難擺脫政治體制的影響。因而有不少學者從政府、銀行和企業自身角度尋找殭屍企業形成的原因，然而，無論從地方政府還是企業角度進行分析都具有片面性，因為殭屍企業問題是地方政府和當地企業相互作用的結果。政企合謀指的是政府和企業為了各自私人利益所形成的互惠關係。

在我國政治集權和財政分權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手中的資源以及以GDP考核為核心的晉升機制為政企合謀提供了制度機會。在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過的大量負面現象都可以用政府與企業合謀來解釋，比如金融資源錯配、土地出讓中的違法行為、高頻率礦難、環境汙染、企業逃稅、高企的房價、體制性產能過剩等。 同樣地，政企合謀理論也可以應用在殭屍企業問題上。地方政府和殭屍企業的合謀關係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雙方有共同的利益基礎。對於殭屍企業來說，即便已經資不抵債，但仍然希望能夠儘量維持，延長破產時間，只要能在市場中勉強支撐著，就有“重生”的轉機。從地方政府角度考慮，受制於政績考核、官員晉升和任期等因素，如果構建長效市場機制與維護地區政治經濟穩定、保障就業率相沖突，那麼很明顯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後者更加迫切而且重要。這意味著儘管地方政府明知道救助殭屍企業無異於“飲鴆止渴”，可為了實現自身的政治目標，合謀乃是成本最小化策略和佔優選項。更何況，部分殭屍企業陷入財務困境很可能就是不恰當政府幹預的結果，比如企業的政策性負擔源於其盲目擴大生產規模，社會性負擔來自其承接了其他企業的冗餘員工與不良資產，但其背後深層次的原因是企業不得不迎合當地政府所制定的產業發展規劃。從這個層面理解，地方政府向當地陷入困境的殭屍企業“輸血”，勉強維持其生存，避免發生破產，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合理回饋”，也為合謀關係提供了一個解釋角度。

一、政企合謀

我國地方政府與轄區內企業之間的互惠交流非常常見。我國當前的政治體制以政治集中和財政分權為特徵(姚洋和張牧揚,2013)，為了贏取晉升錦標賽的勝利，基於增加財政收入、提高就業率、維護社會穩定秩序、發展經濟等政績需求，地方政府有強烈的動機與當地困難企業和政治關聯企業進行合謀。在現行制度壓力背景下，殭屍企業雖然效率低下，但往往是地方上的“就業大戶”，地方政府仍會利用“父愛主義”式的直接財政補貼及其他間接政府資源維繫著殭屍企業的生存。 而地方政府對殭屍企業的幫扶方式可謂五花八門，比如各種顯性或隱性優惠、財政補貼、協調信貸資源等等。哪怕到了最後不得不清退的地步，也會窮盡辦法操控破產程序的各個環節，以地方利益為優先，不惜犧牲債權人的利益幫助殭屍企業“逃廢債”。另一方面，從制度層面看，殭屍企業有效的市場化退出機制仍未建立，“優勝劣汰”的自然規則還沒有完全形成，企業破產成本高，破產訴訟週期長，加之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導致殭屍企業破產後的勞動力再就業安置工作壓力較大，讓地方政府對出清“殭屍企業”望而卻步。再加上各級國資監管部門仍存在本位主義思想，往往是相關機構退出的“麻煩製造者”。面對地方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甚至下降這一事實，失業救濟等支出將增添地方財政更大的壓力。這也正是為什麼“當前，各級政府和機構在處置‘殭屍企業’上可謂不遺餘力，但仍有些地方政府因種種考慮，千方百計為之延續生命”的重要原因。我國國有企業在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承擔了大量的“政策性負擔”，包括社會性負擔和戰略性負擔。一方面，政策性負擔使得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上面臨一定劣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有企業有很多冗員，其負擔比民營企業更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出於政治原因做出的指令性行為和非經濟決策必然會對企業的經營產生影響，在這部分國有企業當中，殭屍企業佔很大比重。

二、政企合謀方式：政府補貼

缺乏自生能力是殭屍企業最顯性的特徵，也因而引申出其對政府補貼的“吸血性”。事實上，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於政府補貼經濟後果的討論存在較大的分歧。部分學者發現政府補貼能夠促進企業的經營活動；但也有文獻提出政府補貼也許會對企業經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理論層面，政府可通過政府補貼這一“扶持之手”對市場失靈起到修正作用，但政府多元目標和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不恰當政府補貼可能對企業的自生能力形成削弱效應。一方面，過度的政府補貼容易造成企業的依賴性，進而導致企業通過努力提升經營績效的動力很可能會被這種“快錢”所降低；

另一方面，為困境企業提供政府補貼所帶來的預算軟約束問題還可能導致正常盈利的企業對政府補貼存在預期，從而更大概率進行高風險經營或者過度投資，具有傳染效應。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研究將殭屍企業形成原因的矛頭指向政府補貼的原因。政府補貼是地方政府為了發展轄區內經濟無償給予當地企業的財政資金，也是最為常見的政企互惠手段。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在對當地企業的瞭解上具備信息優勢，中央政府在判斷殭屍企業是否得到地方政府補貼或者補貼的利用效率問題上存在一定難度。

這種信息不對稱所引致的補貼評價機制缺位弱化了地方政府在補貼使用方面的外在約束，允許地方政府更加隨意地制定補貼政策，比如可以任意遴選救助對象、寬鬆監管甚至不監管資金配套情況以及不重視補貼的事後效果測評等。因此，假如地方政府與當地殭屍企業之間存在合謀關係，那麼政府補貼是當中最直接和最便捷的方式，刻畫了地方政府對殭屍企業的補助力度與重視程度。政府補貼金額越大，地方政府對殭屍企業的支持力度也相應越大，雙方合謀的概率也越高。

三、政企合謀渠道：銀行信貸

在地方政府調配各種資源與殭屍企業合謀過程中，銀行信貸資源的角色不可或缺。在地方金融、財政資源有限性和政績考核的矛盾下，地方政府迫切地希望金融資源可以成為自身財政資金缺口的來源。一個客觀事實是，我國大部分城市商業銀行是在原來城市信用社的基礎上改制而來的，這也直接關係到城市商業銀行設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服務本地經濟，並化解區域信用社金融風險。

在股權設計上，不少城市商業銀行的第一大股東或者前十大股東是由地方政府機構、地方國有企業或者地方投資公司擔任，並由地方政府派遣高管任職，這直接導致城商行通常由地方政府實際控制，城商行往往被地方政府優先選擇為偏好項目發放貸款的目標，使得城市商業銀行成為了地方政府與殭屍企業合謀的重要渠道。因此，在地方政府掌控地方金融資源背景下，銀行信貸資金成為了政企合謀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