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末民初時期，實業救國思潮發展緩慢的原因是什麼？——首先，要說明，在當時，實業救國思潮已興起多年，但實業的發展卻很緩慢。社會上漸漸有言論將原因歸結於清政府的制度和政策的不良。鄭觀應曾說：“於是但有困商之虐政，並無護商之良法。雖欲商務之興，安可得哉？”封建專制下，官不能護商，反而能害商。在他看來，官方毫不關心商人的疾苦，只圖私利，不體恤民生。

所以鄭觀提出了革除封建積弊的方法：一是在六部之外特設一個商部，由專門的機構管理通商事宜，凡有所求，極力保護。先側重於種植和製造，再講販運和銷售。如種茶樹棉，養蠶繅絲，織布紡紗，製造氈毯諸事，倡立鴉片、煤、鐵、瓷器、火油諸公司。

二是重訂稅則，修改釐捐章程，要使進口稅大增，出口稅大減，這可以逐漸堵塞漏卮，收回膏血。此其權之在上，而必大為變通者也。梁啟超說：“試有人問我以中國振興實業之第一義從何下手？吾必答曰改良政治組織。然則第二義從何下手？吾亦惟答曰：改良政治組織。然則第三義從何下手？吾亦答曰：改良政治組織。”

他認為，政治組織若不能改良，多舉一事即多一弊。梁啟超明確地將政治改良作為發展實業的前提。辛亥革命前夕，社會輿論傾向於實業不振之由在於清政府的封建專制制度。

有的認為，政體不變，枝枝節節的補救是無益，實行立憲制，可以挽救民族危亡，有的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政權，才能有真正保護實業的政策，有的認為，“非朝廷力持憲法，篤守大信，鞏固臣民權力，不能使實業振興。”這樣看來，實業救國論者將實業救國思想加以發展，將振興實業和改良中國政治聯繫在一起。他們認為中國實業不能迅速崛起的原因是政府不瞭解和不重視商務，實業的發展缺乏相適應的政治環境，因此他們要求改良政治。

一、實業的發展改革

第一，提出制訂經濟法。張謇認為，實業之命脈無不繫於政治，而要想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下發展實業，首先要乞靈於法律。他認為，這麼多年來，眾多企業的失敗，是由於沒有法律之導而造成的。由此導致的失敗張謇不僅親眼所見，自身也經歷此苦。

他說道：“故無《公司法》，則無以集厚資，而鉅業為之不舉，無《破產法》，則無以維信用，而私權於以重喪，此尤其顯著者。”他還認為當時的經濟潮流下，中外經濟合作必日益增多，若我國沒有法律為之防，“其危險將視無可得資者為尤甚。”

由此可見，張謇對法律的運用十分重視，他任農商部長期間，制訂了《公司法》、《商人通例》等20多種農工商法案。1921年的第一次全國工商會議上，議員們提出要求政府“速訂商律以救時弊，速訂商法、公司律以資保護而圖振興。”他們要求頒行各種經濟法，以此保護實業的發展。

第二，主張改革稅制。實業救國論者認為，阻礙實業發展的封建弊政，要數厘金制度了。厘金制度實行後，苛擾奇重，自開徵之日起，對中國的實業危害非常大。清政府對商業徵以重稅，額外加派捐輸，也使人民輕易不敢投資於工商業。

張謇在辦廠伊始，深感捐稅是創辦實業的障礙，他說：“各省農工商務諸事創辦之始，率以重捐重稅困之，雖商民之破家墮業而有所不顧，致令民間動色相戒，視國家興利之說為陷阱之尤。”他反覆譴責厘金稅制對商民的危害，強烈要求清政府革除厘金制度。他在擔任實業部長後，曾發表宣言要求政府裁撤厘金等惡稅。

第三，要求改革金融制度。“農工商之能否發展，視乎資金之能否融通。”清末民初時期的中國金融制度落後，國家的財政狀況混亂。由於民間錢莊票號等金融機構的落後，使得外國銀行有操縱國內金融命脈的可乘之機。實業救國論者在興辦實業的過程中也逐漸意識到設立銀行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重要性。

列寧說過：“銀行是現代經濟生活的中心，是全部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神經。”新式企業出現以後，其生存和發展對資本的需求日漸加大，原有的經營模式落後的錢莊等金融機構無法滿足新式企業的融資需要，限制了本國實業的發展。張謇要求：“確定中央銀行，以為金融基礎，又立地方銀行為之輔，勵行銀行條例，保持，民業銀行錢莊票號之信用，改定幣制，增加通貨。”

民初的理財救亡論也是實業救國思潮的主要內容之一，實業救國論者認為，財政的改革是實業發展的前提，他們十分重視理財。孫中山先生提出“錢幣革命論”及實行紙幣制度。梁啟超在《治標財政策》中提出三項治本策：“第一策是改正稅則，第二策是整頓金融，改革幣制，第三策是整頓官辦企業。”

二、實業救國的戰略方針以工業化為核心

實業救國論者認為，要想實現國家的富強，就要振興實業，發展民族經濟，而發展民族經濟，是以工業化為核心的。實業救國論者把追求資本主義工業化置於首要位置，這是基於他們對當時世界形勢的判斷及對資本主義列強侵略的認識。

他們清晰地認識到西方列強發動侵略戰爭的實質是經濟掠奪，他們“以軍事為標，而其所恃以吸我精髓，括我膏血，使我奄奄如病夫而未自由拔者，實惟工戰商戰為最烈。”

因此，他們號召全民族共興實業，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以此改變中國貧弱的現狀，增強本國的實力，以此抵抗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張謇曾對“實業”一詞作過解釋，孫中山先生在與上海《民立報》的一位記者談話中，也曾說過相似的解釋：“實業之範圍甚廣，農工商礦，繁然侍舉而不能偏廢者，指不勝屈。”

由此可見，當時的實業是包括農工商三個方面的。實業救國論者對三者在國民經濟中的關係也作了探討。“欲興實業，農、工、商三者必相提並進，始克有奏，否即無成效”，“凡己國自興其實業，必先著手農業，次工，次商，徵之各國皆然。若侵入國家，握人財權，其起點始於商業，次工，次農，徵諸各邦對待我國可知。”

三、棉鐵主義

實業救國論者重視工業的發展，但也不偏廢農業和商業，能夠正確地認識到農工商三者的關係並且清晰地闡述出來。另外，實業救國論者就工業化作為經濟發展的出路也進行了探索，中國走工業化道路，要採取什麼戰略方針呢？

張謇的“棉鐵主義”，也稱棉鐵政策，在當時頗具影響力，為國民所認同。何謂棉鐵主義？就是以發展棉紡織業和鋼鐵業為中心，從而推動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振興民族經濟的發展發略。

張謇正式提出棉鐵政策後，多次公開宣傳此主張，1913年，其在《宣佈就部任時之政策》中說道：“謇於南洋創業會時，即發表中國現實業須用棉鐵政策之說，今謇主張無以易此。”1915年接受記者採訪時，張謇指出：“就各項實業而言，最為吾所主張者棉鐵二項，以其於近世界中為必不可少之物也。現時吾人所用之棉鐵，皆來自外洋，今後正宜努力使二者皆可由本國供給。”

張謇之所以主張棉鐵主義，除因其投身實業多年的閱歷使然外，還因為社會對棉鐵的需求量最大，同時，外貨進口量也最大。他在研究海關貿易冊後，憤慨地說：“國人但知賠款為大漏卮，不知進出口貨價相抵，每年輸出，以棉貨一項論，已二萬一千餘萬兩，鐵亦八千餘萬兩，暗中剝削，較賠款尤甚。若不能設法，即不亡國，也要窮死。”所以，首先發展棉鐵產業，抵制外貨，才能振興本國的實業。

清末民初的中國財力薄弱，如果廣泛地發展各項工業，很明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有主次的優先發展這兩項工業，是符合中國的實際國情的，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這也是為什麼其棉鐵政策會被廣泛認同的根本原因。

四、實業計劃

除張謇的棉鐵政策外，還有其他關於發展工業的設想和規劃，但總的來說較為零散，漫無系統，而孫中山的《實業計劃》，對振興實業，發展國民經濟的規劃作了詳盡的描述。孫中山先生在經歷多次政治鬥爭的失敗後，在艱難探索救國道路的日子裡，看到了中華民族謀求發展的良好契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態由戰時轉向和平，我國要抓住參戰國巨大的生產力過剩的時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

《實業計劃》是一個以國家工業化為中心，以發展交通運輸業為先導，注重農業、重工業、輕工業發展，使國家經濟全面實現近代化的大規模規劃。《實業計劃》是一個比較系統的經濟戰略運行圖，不僅著眼於眼前，還著眼於未來，發表後，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它堪稱一個前所未有的“國家經濟之大政策”，是一幅宏偉藍圖。《實業計劃》將民初實業救國思潮的發展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結語

總的來說，發展實業既要抓住重點，也要全面，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本部工業也要有所發展，合理佈局。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根本，孫中山先生高度重視各個部門的相互依賴，提出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帶動輕工業的發展，為中國設計了一條不同於早期西方工業化的道路。其工業化思想反映了孫中山先生對國家民族出路非同尋常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