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階段（1069-1098年）。宋麗聘問雖然因遼朝的影響而時斷時續，但“聯麗制遼”的觀念在宋朝大臣中一直存在。特別是宋仁宗即位後，在因循守舊的政治氛圍中，統治者雖然一意粉飾太平，但是潛伏的社會危機仍然不斷顯現。

此時宋朝“三冗”問題嚴重，並且因土地兼併造成的農民反抗時有發生。而最讓宋朝統治者困擾的是周邊的國家局勢不斷湧現出新爭端。1038年（宋寶元元年，高麗靖宗四年），夏州的李元昊憑藉著崛起的党項族勢力建國稱帝，並在隨後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戰役中大勝宋軍。

雖然宋朝最終迫使李元昊放棄帝號，但卻需要向西夏許以歲幣。與此同時，遼朝也趁宋夏交戰之際向宋朝提出領土要求。經過多次談判，雙方最終簽訂《關南誓書》，宋朝以大量的歲幣換來短暫的和平。民族矛盾的加劇，成為宋朝內部發生變化的一大誘因。

面對內憂外患的局勢，宋朝一些大臣再次提出聯合高麗的政策。1042年（宋慶曆二年，高麗靖宗八年），御史中丞賈昌朝向宋仁宗上書《備邊六事》，奏摺中提到契丹與西夏對宋朝已經形成掩角之勢，但高麗、女真等處一向通好中國，只因契丹的緣故才與之斷絕，所以他建議朝廷招募人員前往撫慰以達到牽制契丹的效果。

不久，富弼上書《河北守禦十二策》，重提“聯麗制遼”的外交策略。宋仁宗採納該項建議，並擬派德州軍事推官高師說前往登州謀劃聯絡高麗一事。但當時朝廷內外都深恐結交高麗的舉動有礙

宋遼兩國的友好邦交，加之范仲淹、富弼等主張改革的核心人物被排擠離京，聯合高麗一事便被擱淺。宋神宗即位後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國庫收入顯著增加。在這種形勢下，宋神宗開始對西北邊防和幽雲地區進行積極謀劃。他重用王韶經略西北，取得不俗戰績，同時希望聯合高麗共同削弱遼朝。

1069年（宋熙寧二年，高麗文宗二十三年），福建轉運使羅拯奏請宋神宗後，派遣黃昚等人出使高麗。1071年（宋熙寧四年，高麗文宗二十五年），高麗國王遣金悌等人來宋朝貢，這也標誌著兩國官方的正式交往再次開啟。

其實，高麗早在1058年（宋嘉祐三年，高麗文宗十二年）便有與宋朝通好之意。但內史門下省上奏稱，本國已經與北朝結好，再與宋朝通使恐怕遭到猜疑，況且本國珍寶甚多，如非與契丹決裂，便不宜與宋朝通好。於是，雙方錯過一次複合的機會。此後，雙方多次遣使交聘，但多屬例行性的常規政治往來。

這是宋麗兩國聘問的平穩發展時期。宋朝忌憚遼、夏兩國的威脅，而極力拉攏高麗。重要的是，宋朝一改原來的做法，開始提升高麗在宋朝外交格局中的地位。除此之外，遼朝和高麗的外交策略也都出現一定程度上的轉變。

遼興宗繼位後，奸佞當權，政治腐敗。隨著國力的日漸衰落，遼朝對宋麗交好一事也只能不置可否。而高麗則改變最初強硬的行為，迫於遼朝的壓力不得不採取在政治上向契丹行朝貢之禮，但同時也與宋朝保持密切往來的雙軌制外交政策。

第二階段（1100-1126年）。1100年（宋元符三年，高麗肅宗五年），宋徽宗即位。他延續神宗朝對待高麗的各項政策，並且不斷提高高麗使節的待遇。但隨著女真族的崛起，宋朝、遼朝、高麗三國之間平衡的外交模式被打破。

完顏阿骨打於1114年（宋政和四年，高麗睿宗九年）起兵反抗遼朝，並於次年即皇帝位。隨著金朝實力的不斷壯大，宋徽宗便奢望藉助金朝的力量收復幽雲地區。1116年（宋政和六年，高麗睿宗年），高麗使節李資諒入宋朝貢。在臨別歸國時，宋徽宗授予密諭，稱可令女真人與其偕同來朝。

但李資諒認為女真人面獸心，不可與宋朝通好。宋朝官僚便有人上書稱：“女真地多產珍奇，高麗素與互市，不欲分利於我，故沮之。陛下於高麗，愛之如子，今負德如此。可遣一介之使招諭女真，不必借高麗。”李資諒對於當時國際環境的透徹分析不僅沒有引起宋徽宗的重視，反而被認為是對宋朝的一種背叛。

1120年（金天輔四年，宋宣和二年，高麗睿宗十五年），宋金簽訂海上盟約。針對此事，高麗國王王俁曾對宋朝的兩名醫官表達自己的看法，“聞朝廷將用兵伐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扞。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

宋徽宗對此未加理睬，他並沒有放棄聯金攻遼的策略。但為加強宋朝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宋徽宗試圖維繫宋麗良好的關係。1122年（宋宣和四年，高麗睿宗十七年），宋朝派遣路允迪、傅墨卿為國信使節前往弔慰，並暗示高麗可只向宋朝稱臣，再行宋朝年號。

而早在1117年（金天輔元年，宋政和七年，高麗睿宗十二年）為集中力量攻遼，金太祖完顏阿骨打曾遣使與高麗通好。但當時的高麗更注重與遼朝的關係，便對與金通好一事抱以消極應對的態度。宋金簽訂海上盟約之後，高麗極力反對宋金聯合以防止女真坐大變強。

但1125年（金天會三年，宋宣和七年，高麗仁宗三年）金滅遼，這就使得高麗需要重新考慮與金朝的關係。關於是否事金，高麗朝臣爭論不休。

大部分官員不主張向金稱臣，但權臣李資謙、拓俊京等人都認為金朝日益強大，且與高麗國境接壤，只能遵照先王的以小事大之道，派遣使節聘問。高麗國王在告以太廟並卜筮後，便採取權臣李資謙的建議，對金奉表稱臣。

遼滅亡後，金便將侵略的矛頭指向宋朝。宋徽宗原本期望借金之手收復幽雲，豈料為己招致大禍。宋朝於1126年（宋靖康元年，高麗仁宗四年）遣閣門祗侯侯章、歸中孚等人前往高麗求援。在詔書中，宋徽宗提到金人背信棄義，屠害生靈，希望高麗能夠出兵相助，覆其巢穴。高麗雖然友好地接待宋使一行人等，但卻拒絕出兵。

宋遼兩國的遭遇讓高麗看到金朝的真正實力，況且該年高麗已遣使與金通好，高麗斷不會因此而惹怒金朝。宋欽宗對此深感絕望，後因宋金兩國之戰正酣，朝臣多怕高麗來朝窺測虛實而主張不與通使。

這是多個國家力量相互抗衡的時期。宋朝因處劣勢，所以對拉攏接壤遼朝國境的高麗一事最為積極。宋朝原為遏制遼朝南下入侵的勢頭，極力主張“聯麗制遼”，但高麗卻對宋朝的這一外交政策表現冷淡。後來隨著女真的崛起，宋朝逐步向“聯金滅遼”轉變。

而宋廷對高麗的態度也隨著金的南侵發生變化，從原先重視雙方關係的發展到後來的互相猜忌。至於高麗，則不得不接受原為其藩屬的女真族成為其朝貢對象的事實。1127年（金天會五年，宋靖康二年，高麗仁宗五年），金軍攻破開封，擄徽、欽二帝北上，史稱“靖康之變”，這一事件極大地影響宋麗聘問的正常發展。

第三階段（1127-1173年）。1130年（宋建炎四年，高麗仁宗八年），在劉光世、岳飛、韓世忠等人的帶領下宋軍取得一系列對金的勝利。為不開罪於宋朝，高麗國王立即於次年派遣崔惟清等人來宋朝貢，雙方的關係再一次趨於緩和。

雖然高麗在外交辭令上對宋朝卑躬有加，但實際上雙方關係並沒有之前密切。這是因為此時的宋朝遠處江南，既不能直接威脅高麗，又不能有助於高麗，所以這種關係維持得並不牢固。

1135年（宋紹興五年，高麗仁宗十三年）高麗西京發生叛亂。為儘快結束內亂，高麗國王下詔罪己，征伐與招撫並用。同時，它加強與金朝的聯繫以保證外部環境的安全。此時宋軍在岳飛帶領下連續收復襄陽等六郡，金朝無力插手高麗內部事務。而該年出使高麗的吳敦禮卻表示宋朝可派兵十萬前來相助平定叛亂。

對此，高麗加以回絕：“竊念海外小邦，邊鄙細故，豈足上煩威靈，故不敢控告。今特遣使問助兵可否，雖上感大朝字小之意，但理有不便，難以承當，況海洋萬里，險不可測，天兵東下，恐非便宜，所下指揮，乞行追寢。”

以當時的國際形勢而言，宋金戰爭正緊，宋廷自保仍有困難，又豈會從海路發兵十萬幫助高麗。況且兩國相距萬里，宋朝派兵前往高麗亦不現實。但宋高宗卻對高麗的回絕甚感不快，且擔心高麗為金朝充當間諜。

所以，1136年（宋紹興六年，高麗仁宗十四年）來宋朝貢的高麗使節金稚規等人並未被允許入京，只是由明州地方政府出面回牒款待。從此以後，宋麗兩國之間大規模的正式官方往來基本告以結束。

此時的宋麗關係由於現實環境的影響而逐漸惡化。宋高宗即位之初，因穩定政局的需要而大力發展與高麗的關係。但隨著宋金戰爭的爆發，宋高宗對高麗的猜忌越來越大,深恐其為金朝蒐集情報。經歷靖康之恥的變故，宋廷上下的“華夷大防”觀念遠比以前激進。

況且1141年（宋紹興十一年，高麗仁宗十九年）宋金簽訂“紹興和議”，宋朝以大量歲幣換來雙方的停戰。也正因為北強南弱局面的最終形成，高麗才改變原來觀望不定的遲疑態度，決定全力傾向金朝。1142年（金皇統二年，宋紹興十二年，高麗仁宗二十年）金朝派遣完顏宗禮出使高麗，正式冊封高麗仁宗為國王。

七月，高麗改行金熙宗的皇統年號。而宋孝宗即位後力圖收復中原，雖經過“隆興北伐”的慘敗，但並沒有改變其收復山河的壯志。就在“隆興和議”簽訂的第二年，宋孝宗改元“乾道”，任用王淮理財備戰。

結語

《高麗史》中記載，1173年（宋乾道九年，高麗明宗三年）宋朝遣商人徐德榮前往高麗一事，大概就與金朝有著密切關聯，但並沒有得到高麗的積極迴應。此後，宋朝與高麗便徹底斷絕往來，這表明高麗與金朝聘問的平穩發展是宋麗聘問逐步走向終結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