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多數學者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關係，並且這種關係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而不斷深化。戈德史密斯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呈現非常強的正相關關係，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民收入的提高，金融相關率也會相應提高。在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互動關係理論中，帕特里克提出金融雙模式理論：

需求跟隨型金融發展，即金融發展是實體經濟部門發展的結果，金融發展附屬於經濟發展；供給引導型金融發展，即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必要條件，對經濟增長有著自主的積極影響。在經濟增長的早期是供給引導型金融發展模式；而在經濟發展的後期，由於金融部門有了較大發展，需求跟隨型發展模式會更加普遍。

學術界多數研究集中在一國金融發展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強調金融的能動作用，這一結論也在一些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得到印證。Corpataux等指出經濟的“金融化”對重塑經濟格局做出了貢獻，而金融業通過有效分配金融資源影響實體經濟。Hasan等度量了銀行效率，認為銀行效率的提高所帶動的地區經濟增長是信貸作用的五倍。

在中國，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更顯著，這也符合以盧卡斯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發展會創造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從而導致金融部門的發展，實現經濟增長帶動金融發展。

程翔認為經濟發展水平在計量模型和地理加權迴歸模型中表現為顯著的正向影響，工業化水平則是金融發展的反向制約因素。

基於對多地區的實證分析，Bilan指出工業4.0時代的數字化和虛擬化調整了金融的性質以及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出現了互聯網平臺對傳統金融服務的替代效應，一國的經濟發展對這種金融替代效應的重大影響。

經濟發展中的產業結構影響金融結構，以使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相適應，體現出金融跟隨特徵。

林毅夫等、龔強等最優金融結構理論指出，並不存在一個普適性的最優金融結構，一國的最優金融結構內生決定於該國產業結構，而該國產業結構又內生地決定於該國稟賦結構，當金融結構與該國的產業結構相適應時，金融結構就達到了最優的水平，這樣便能最大限度地實現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

當產業技術和產品較為成熟時，風險相對較低，資金回報穩健，銀行就可以充當有效率的融資渠道；而對於處在技術前沿的產業，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較高，市場主導型的金融結構效率更高。

隨著技術水平的進步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金融體系也需要隨之而變化，最終形成相互作用的動態演進路徑。張竣喃等構建了技術創新、產業結構與金融發展的三系統耦合模型，認為產業結構與金融發展二者較高的空間匹配度能夠支撐耦合的持續演進。

市場發展。Melitz和Ottaviano、Chaney和Ossa認為，在國內市場，隨著企業競爭和分工深化，金融企業效率均會提高。馬青和傅強研究表明金融發展規模、效率和競爭程度均受現有經濟制度環境下地區市場規模的影響。

當制度環境跨越相應門檻值時，地區市場規模對金融發展規模和競爭的促進作用會更加明顯；制度作為門檻變量，地區市場規模對金融發展效率的影響具有非單調性，與效率各細分指標具有較大差異的門檻效應。梁靖姝和張燕生對比了金融危機前和金融危機後市場化改革和開放度對區域金融發展的影響。

結果顯示由於市場化改革中長期存在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改革的非同步性，以及貿易開放和金融開放的不協調性，使得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並沒有有效緩解中國長期存在的金融抑制問題。

人力資本。金融產品是金融流動的主要載體，而人力資源是金融產品或服務的主要投入要素。任英華等認為人力資本對金融集聚具有促進作用，但其促進作用的發揮需要一個吸收和消化的過程。蘇基溶和廖進中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係，認為潛在的最優金融規模主要由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力資本存量決定。

劉同山實證研究表明我國區域金融的發展主要受到周邊省區金融發展、自身經濟水平和本區域內人力資本等因素的影響。專業化的金融從業者是金融服務的真實主體，知識結構差異是區際金融異質性的根本來源。馮林等認為人力資本能夠提升縣域金融集聚水平，應當發揮擴大人力資本在區域間的溢出作用。

王雷和劉斌考察了地區勞動力市場比較優勢與上市公司跨區域資本配置行為之間的關係，以及勞動保護在上述關係中的作用。研究結果表明，獲取勞動力市場比較優勢是上市公司跨區域資本配置的重要驅動因素之一，表現為上市公司更可能到勞動力資源豐富和勞動成本低的地區設置分支機構。

趙金麗等認為人力資本是影響我國城市群金融聯繫網絡時空格局演化。陳恆等認為金融業發展格局表現為由資本要素投入與產業分佈匹配度提高驅動，轉化為依託勞動力要素投入與產業分佈匹配度提高驅動。

區域金融發展的空間特徵

金融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其一是以城市群為研究對象。陳明華等實證考察發現五大城市群總體、京津冀、長三角、成渝城市群金融發展水平呈總體上升趨勢，珠三角、長江中游城市群呈下降趨勢，城市群金融發展具有顯著的梯度效應。

趙金麗等發現大多城市群內部金融聯繫網絡都取得了顯著發展，並對城市群間金融聯繫網絡、重要節點、資源吸引力位次和總部金融發展能力等進行比較分析。

其二是以省域為研究對象。彭寶玉等認為金融發展差異主要由東部10個省份間差異形成，金融發展格局顯著不同於經濟發展格局，區域金融發展沒有表現出地帶性差異。徐春霞認為山東省金融服務業總體呈非均衡發展態勢，地區間、地區內各城市間的金融服務業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異。

熊學萍和譚霖對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金融發展水平進行測度與排名，在東、中、西部，以及各省份，均表現出明顯的空間不均衡。俞穎認為中國總體和東部地區金融差異沿倒“U”型軌跡演進，中西部地區則由於金融資源的大量外流和迴流障礙而長期鎖定於金融均齊發展的低差異狀態。

肖燕飛應用社會網絡方法構建中國區域金融發展的關聯網絡，並通過塊模型和QAP模型分析關聯網絡的特徵，認為中國區域金融發展網絡的互聯互通程度較高，雖然金融發展相對較高的區域對欠發達的地區存在溢出效應，但這種溢出效應並未縮小金融發展差距。

其三是對極化或收斂特徵的分析。李敬等研究發現改革後中國區域金融發展差異表現的“U”型特徵只是市場化趨異期的片斷特徵，在1992-2004年，中國省際間金融發展差異呈現加速擴張的態勢。劉華軍和鮑振對金融發展極化程度測度結果表明我國金融發展的空間極化程度呈現明顯的遞增趨勢。

其四是對縣域金融的研究，周迪利用2003-2013年長三角城市群各縣市金融資源數據，認為地級市處於金融核心位置，縣市類城市與其他城市之間的關聯程度最低，在城市群中處於金融腹地地位。

蔣天穎等分析了浙江縣域金融創新水平，認為金融創新水平絕對差異波動大，相對差異波動小，空間集聚性不斷上升，存在突出的兩極分化現象。劉賽紅和李朋朋探討各地區農村金融發展的空間關聯特徵及其溢出效應，認為我國各地區農村金融發展空間關聯網絡連接渠道較多，網絡整體穩定性較強，東部及中部等較發達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存在較多溢出關係。

資本流動及其空間特徵。從時空視角出發的區域資本流動的階段性或方向性的檢驗。Peng等分析了中國富裕地區和相對貧困地區的資本流動，認為沒有證據顯示金融機構相對貧困地區的儲蓄流入了富裕地區。

王守坤對傳統Feldstein-Horioka資本流動性檢驗進行了分階段估計，認為中國1979-1992年階段FH係數顯著為負或不顯著，而1994-2010年期間則顯著高於0.64,從中央與地方政府行為特徵變化角度對給予瞭解釋。

餘壯雄和楊揚測算了1997~2011年間地區資本流動，發現反映市場力量的外商投資的進入會引起資本從我國東部流向中西部，而反映政治力量的中央投資的進入則會導致資本從西部流向東中部。

蔡翼飛等估算了資本在區域間的流動狀況，認為總體呈現出從中、東部地區向西部地區流動的格局，西部地區是當前資本流動的主要承接地，東部地區是主要來源地，中部地區經歷了一個從資本流出到流入的過程。Cudre和Hoffmann構建了考慮跨期價格和跨期數量的框架來分析中國各省之間的資本流動。

Akiyama等利用大數據發展了估算區域間資本流動的方法，分析了公司間交易、消費者及公司行為等三種資本流動的空間分佈。相關研究分析了區域資本流動的影響因素。

一方面是宏觀因素，如王喜和趙增耀從資本效應、市場效應和制度效應三方面分析了FDI影響區域資本流動的機理，認為FDI對中國的區域資本流動產生了抑制作用。王曦等剖析了中央投資對區域資本流動的影響機制，對中國大部分省份而言，中央投資對進入地的資本產生了“擠入效應”，少數省份產生“擠出效應”。

汲昌霖與張紅鳳對金融資本遷移與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時空格局演變進行探索，認為金融制度環境的發展則可以提升金融資本的配置效率並增進資本市場的有效性。Deng和Wang認為生產率增長與資本流入之間的負相關變得越來越不明顯，從區域角度來看，國內製度因素在塑造資本流動模式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是地區環境因素與資源稟賦，如褚保金和莫媛分析了縣域農村資本流動問題，認為農業比重越高、城鎮化水平越高、基礎設施越完善的地區，農村資本淨流入則越多。

何雄浪和趙峰基於新經濟地理學框架分析了中國地區資本流動，認為資本收益率雖然是影響資本流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投資環境的完善、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本地市場規模的擴大也是影響資本流動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王鳳榮和苗妙發現區域間稅收競爭會嚴重影響企業的跨省併購行為，導致區域間資本流動，而區域環境有重要影響。

結語

部分研究關注資本的空間分佈特徵。覃成林和江嘉琳分析了跨區域風險資本流動的空間模式，揭示了距離的直接效應（即遠程投資偏好）與間接效應（信息優勢）導致了風險投資的非隨空間機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