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柳扶風

要保證香港特區的國家安全，保證《港區國安法》在香港落地，融入香港“普通法”的“法治”，發揮作用，最關鍵的環節是香港司法領域的“司法獨立”不能惡變成“司法獨大”，不能讓香港司法領域出現的問題成為“無王管”或“管不了”。

事實證明，香港的“司法獨立”成為“司法獨大”之後，就會把本地司法凌駕在國家司法之上、凌駕在“全國人大”這個國家最高立法機構之上，就會用“普通法”的路子審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和決定是否“適用香港”，就會出現由香港法院、法官“判定”國家法律是否與香港法律“相扞格”，就會出現司法中人公然反對《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就會出現對香港某些政治勢力以及個人提供“保護傘”，就會無視香港司法和法治出現了嚴重問題，就會對殖民地文化千方百計予以保護，就會對司法改革拼命抗拒，就會把法律工具當政治武器，國家安全就會出現大漏洞，中央全面管治權就會遇到“攔路虎”，香港的“一國兩制”就會走樣、變形。

問題如此具顛覆性，中央政府能夠無視香港的“司法獨大”嗎？

由英國打造的香港法律制度，迴歸後被司法領域的利益固化把持，將“司法獨立”膨脹成“司法獨大”，有兩大原因：一是97迴歸後，香港司法界獲得了更高的“司法獨立”授權，獲得了“終審權”，設立“終審法院”，讓司法界誤以為香港的司法不是地方級司法，而是“準國家級”地位的司法，“終審”二字讓他們以為可以和“全國人大”及國家司法體系叫板。

二是港英治下的司法體制，效忠對象只是英國，97迴歸後不可能自動轉變為中國，更不可能有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意識，他們中的一些人仍深具“英女王”意識，有嚴重的戀殖心態；他們以此為大、為高人一等，肆意膨脹也。

本文原載於《東方日報》，原標題《國安法落地看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