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迪化

“趕大營”與“八大家”是烏魯木齊商業史上的話題，這些話題雖然是從清朝末年以來才開始流傳的，但是，中國中原和西域地區的商貿活動，遠從漢唐開始，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和發展，一直沒有中斷。

清朝政府從一七五五年平定了準噶爾貴族集團的武裝叛亂以後，積極恢復商貿，倡導物資交流。乾隆皇帝弘曆在這年三月釋出的命令中寫道：“新疆貿易自應疏通”，還命令陝甘總督楊應瑤組織官茶運往新疆。為降低茶價，指示進疆官兵順路轉運，減少運費。因此，新疆與內地的商貿活動很快就恢復了。據《平定準噶爾方略》一書記載，內地商人經驛站大路或地方農民的村落，進行商貿活動，“彼此相安”，“行旅並無阻滯”。由於商貿事業的日益發展，烏魯木齊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椿園在一七七八年寫的《西域聞見錄》中說：當時的烏魯木齊，“字號商店，鱗次櫛比”。

可惜這種繁榮景象沒有延續一百年，就被帝國主義的走狗阿古柏破壞了，阿古柏於一八七O年侵入烏魯木齊，燒殺搶掠，把一個欣欣向榮的新城市，糟蹋得路斷人稀。

清朝政府為了清除外患，保衛國土，於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出兵新疆。因為行軍路途遙遠，軍需供應困難，就動員京津商人進行支援，可是那些有錢的富商誰也不肯效力，只有天津楊柳青一帶的流動貨郎願意隨軍西征，於是由一批小本貨郎為骨幹，聯絡了二百多名農村貧民，置備了一些零星生活用品和常用中成藥，挑著貨擔，跟在軍隊後邊，一面行進，一面售貨，所以稱他們為“趕大營”。清兵收復烏魯木齊以後，這批趕大營的貨郎擔，就定居下來，由搭棚擺攤到開設商店，成為復興烏魯木齊商業的主力。“趕大營”的商人，一般都是貧民階層，能勤能儉，善於經營，加以他們支軍有功，得到官方的照顧，所以生意越做越發達。有些人所經營的商店，到清朝末年就成了烏魯木齊有名的“八大家”。

當時的永裕德、同盛合、公聚成、德恆泰、中立祥、復泉湧、升聚永、聚興永等八家津商，不但“分枝遍南北疆”，而且“官中協餉不繼，猶時資以招注”（《新疆圖志》）。“八大家”能夠給地方當局借錢，維持當時的政局，這充分說明他們已經有了雄厚的資本。同時，以“八大家”為首的津幫商人，在繁榮地方經濟，抵制外國“洋行”壟斷商品市場等方面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所以得到地方當局的支援。

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經地方當局批准，發行商號“本票”，擴大資金週轉。商號“本票”發行後，“本票”可以代替貨幣，流通使用，因此，市場上出現了混亂。地方當局於一九0七年在烏魯木齊設立了商務局，對商務活動進行統一管理，並於一九O八年開辦官錢局，由地方政府發行紙幣，限制商號“本票”使用範圍。為協調官商關係，一九一一年四月成立了迪化總商會。當時全城雖有一千二百多家商號，但是參加商會的會員只有九十七人。有些鉅商仍然“結納長吏，遊媚貴人，以矜光寵”（《新疆圖志》）。特別是在辛亥革命前夕，個別投機商人，幫助封建統治階級，監視和破壞革命黨人的活動，因此招致了一九一〇年六月的王高升放火事件。

王高升放火燒燬了大十字一帶的商號，“八大家”元氣大傷，有的返回原籍，有的進行改組。於是，兄弟民族所經營的商業和山西、陝西、甘肅、湖南、湖北等省商人所開設的商店接踵興起。

烏魯木齊的繁榮和發展是和商業分不開的，在烏魯木齊經商的各族人民，對地方、對國家有過貢獻。辛亥革命期間，雖曾有人為虎作悵，但也有人掩護過革命黨人的活動，有的還加入了革命黨人的隊伍；辛亥革命後，有些熱心地方公益的商人，積極投資，興辦地方事業。抗日戰爭時期，踴躍捐獻，支援抗戰。新疆和平解放以後，烏魯木齊的各族商人，積極慰問起義部隊，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維持社會安定發揮過積極作用，特別是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更是慷慨捐獻，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忱。一九五三年，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全行業公私合營，走向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當年被列入“八大家”的同盛合、復泉湧的後期經理人，在解放後積極執行黨的政策，擁護黨的領導，曾被選為烏魯木齊市人民政府委員和政協委員。現在，他們雖然相繼逝世了，可是他們和他們的絕大多數同行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行動，卻在烏魯木齊的商業史上增添了光輝的一頁。（來源：烏魯木齊史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