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enture將企業作為研究的對象，構建了企業中數字經濟融合發展情況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包含了市場培育、企業運營、資源配置和支持環境五個維度。McKinsey構建了麥肯錫連通指數，從商品、服務、金融、人力資源和數據的經濟活動角度衡量數字經濟發展的水平。Sadie將數字經濟劃分為基礎型、資源型、技術型、融合型和服務型。StepanZemtsov從經濟結構、人力資本、經濟發展、生活質量、自主創業、ICT和技術創新這七個維度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研究數字經濟所帶來的“智能經濟”風險。同年，RobAsen和BurkhardBlechschmidt將數字經濟從虛擬拉進“現實”，他們認為構建數字經濟評價的指標體系需要包括互聯網的敏捷性、可持續發展、信息透明度、智能互聯網設計、平臺互動性和可操作性、可伸縮性、自動化、以客戶評價。

2010年，國家信息中心構建了信息社會指數，其中包括了信息經濟、網絡社會、在線和數字生活4個維度。2015年，以騰訊為首的十多家互聯網公司藉助大數據和雲端計算機技術，聯合構建了中國“互聯網+”數字指數。該指數包括：基礎分指數、產業分指數、創新創業分指數和智慧民生分指數。2017年，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在發佈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17)》中提出數字經濟指數。它包括了先行指數、一致指數和滯後指數3類，可以反映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的狀態。此外這一指數還考慮到了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產業的數字化以及數字經濟對經濟社會帶來的直接影響和存在滯後性的影響。

2017年，國家信息中心數字中國研究院在發佈的《數字中國建設通訊》首次提到要遵循“五位一體”的模式來構建數字經濟的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包含技術能力、核心發展和保障水平。同年，上海社科院以全球化視角研究數字經濟發展，認為數字經濟分為主體產業部分和融合應用部分，具體包括數字設施、數字產業、數字創新、數字治理這4個維度所構成。同年，新華社數字經濟研究院將視角帶向城市數字經濟並提出了城市數字經濟指標體系，包括了基礎設施、產業融合、城市服務和治理這4個維度。

2017年5月，財新智庫提出數字經濟對整個社會效率具有提升的能力。智庫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設定為包括生產能力、融合程度、數溢出能力、全社會利用能力4個部分的體系。同年12月，蘇州市發佈了中國蘇州數字經濟指數，通過對互聯網、企業、等渠道進行數據的收集，構建了以發展環境、信息產業和數字化融合發展為側重點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2018年，數字經濟研究院構建了數字經濟五因素模型：基礎設施、消費、產業生態、公共服務和教育科研。張雪玲和焦月霞構建了數字經濟發展的綜合指標。

其指標體系具體涵蓋了信息通信基礎設施、ICT初級應用、ICT高級應用、企業數字化發展、信息和通信技術產業發展、測量層等19項。王奇豔等學者則分別從ICT初級應用、信息通信基礎設施、信息和通信技術產業發展、企業電子商務和創新能力這五個方面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標。劉軍認為數字經濟側重於信息化的角度，因此他將信息化作為構建指標體系的切入點。其指標體系包括信息化發展指標、互聯網發展指標和數字交易發展指標以及8個二級指標。章迪平和鄭小渝從貿易角度研究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以及對未來其發展情況的預測。

在構建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時他們主要側重於貿易角度，將信息網絡基礎設施、數字技術水平、產業數字化貿易、數字產業化貿易和貿易潛力作為一級指標。劉華玲等學者、則認為數字經濟發展的評價應側重於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效應，因此他們將數字經濟指標架構為環境及基礎設施、產業競爭力、宏觀經濟影響力、社會治理能力、創新創業能力和全球化程度這6個維度。張騰等學者則從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支持服務程度來構建數字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對於數字經濟的研究，學界可分為文獻研究法、綜合評價、統計建模。

文獻研究是基於現有理論研究形成數字經濟的新認識，綜合評價和統計建模則基於對數據的測度得出客觀實際。將採用綜合評價法來分析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藉助空間統計模型探索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本節從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進行文獻綜述。王小魯和孫早等學者選用傳統的主成分分析法測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得分。張伯超和沈開豔採用因子分析法確定權重，之後對各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就緒度進行聚類分析。王彬燕等學者先通過Zipf位序-規模法則揭示中國各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再通過地理探測器探究差異產生的原因。

胡本田使用相對差距綜合指數計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此基礎上分析數字經濟發展與信息敏感度之間的關係。劉軍等學者則參考了NBI指數設置權重的方法，每級指標權重等於該級指標個數的倒數，再用線性加權法計算數字經濟指數。段秀芳和徐傳昂則藉助熵值法對中國各省數字經濟發展平進行測度，同樣，錢海燕和藍國姣也運用熵值法分別計算浙江省和中國中部地區各省份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鍾業喜和毛煒聖則利用GWR模型來解釋數字經濟發展的發展差異。張予川和秦珊珊選擇改進後的熵值法測算2001-2019年長江經濟帶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得分。

雷鳴嘉利用德爾菲法和熵值法確定各級指標權重，計算2014-2018年上海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龐如超等學者藉助熵權-TOPSIS模型對中國30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夏炎通過投入佔用產出模型研究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和非農業就業的影響。王靜和韓啟昊將數字經濟發展指數作為解釋變量，利用面板迴歸研究其數字經濟對商貿流通利潤的影響。許憲春和張美慧將行業增加值結構係數修改為行業數字經濟調整係數對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進行測算。

劉華則對我國各省數字經濟指數和GDP進行相關分析，研究數字經濟對經濟轉型的影響機制。姜松，孫玉鑫藉助截面門檻迴歸模型實證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效應，發現產生了擠出效應。錢海章等學者基於雙重差分法研究數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段秀芳基於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數，利用耦合度模型分析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協調度，張夏恆也利用耦合度模型研究數字經濟、跨境電商和數字貿易的協調關係。張予川和秦珊珊基於綜合評價得分，利用OLS迴歸探究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

寧朝山通過改進"縱橫向"拉開檔次法測度和檢驗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發現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顯著影響，不同區域間影響效應存在異質性。楊文溥採用面板門限模型考察數字經濟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強弱。李治國等學者基於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轉型的傳導機制研究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髮現數字經濟有顯著提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作用，其中技術創新是主要路徑。鍾文和鄭明貴基於2006-2019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採用熵值法算出協調發展得分和數字經濟發展得分，並在此基礎上利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空間計量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多維角度檢驗數字經濟對區域協調發展的影響作用機制，發現東部地區積極效應最為顯著，中西部地區效應較弱。

通過相關研究文獻的梳理歸納發現，現有研究在數字經濟定義、指標體系構建上仍處於探索階段，在測算方法上仍有深入研究空間，極少的文獻在研究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上納入空間因素和綜合評價思維。首先，從現有的文獻看，國內外對於數字經濟的定義還未達成一致，學者的觀點大致分為以下幾部分：第一，數字經濟是以數字信息技術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第二，數字經濟不能與其他經濟系統割裂分析，它是與其他產業部門融合發展的；第三，數字經濟的定義與數字技術的發展有關。其次，指標構建上國內外學界和研究機構各有側重，以不同的角度出發構建指標體系。歐洲國家的數字經濟的指標體系是從數字社會指數和數字民生指數中深挖得出，而美國的數字經濟指標體系則偏向與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的測算。

在國內，數字經濟指標體系也各具特色，由於數字經濟定義未確定，在指標體系上學者們也未能達成統一，因此，構建合理的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上仍有研究空間。此外，在尋找研究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文獻時發現，大多研究將數字經濟發展直接作為解釋變量，沒有深挖數字經濟內部各部分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且該變量通常僅用一個或幾個指標代替。數字經濟是綜合複雜的，僅通過一個指標或幾個指標來代替說明不具有代表性。另外，數字化所帶來的技術革新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輻射作用，在推動本地區發展同時拉動周圍地區協同發展，但極少學者從空間角度進行研究。

最後，在測算模型使用方面，現有的研究文獻裡常用的方法是熵值法、主成分分析、德爾菲法和因子分析來處理綜合評價指標，較為單一，其中熵值法應用最多。因研究對象不同，一些統計方法不適合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算。如主成分分析和熵值法分別側重於降低指標之間的關聯性和儘可能保留原始數據的信息。在現有的數字經濟研究文獻中，尚未有能將降低指標之間關聯性和儘可能保留原始數據信息相結合的綜合評價測算方法。因此，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方法仍存在可優化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