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回答：為何孔子治魯時期，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後卻被迫周遊列國不被重用？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幹”，在古文中是“拜訪”的意思，翻成白話文就是說：“孔子為了實現自己推行仁政的思想，見了七十多個大小國君，但是沒有一個能任用他的”。為什麼呢？

首先，孔子之所以不被列國所重用，其根本原因就是孔子的政治主張與各諸侯的政治願望是背道而馳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周王室名存實亡，周初制訂的禮樂制度破壞殆盡，各諸侯國相互征戰，天下已經是弱肉強食的局面。這時孔子提出要恢復周禮、實行仁政德治、不以戰勝的政治主張，顯然是不符合諸候在危機存亡之時的選項。

當時的社會已經從奴隸社會發展到向封建社會發展。秦國魏國等國家紛紛大搞改革，實行廢井田制，獎勵軍功等新的社會制度，而孔子所要維護的是以周王朝為代表的奴隸主社會制度。顯然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得不到各個新興國家新興勢力的支援。

第三孔子的儒家學說是一個教化的學說，是仁義道德培養情操的學說，而在戰亂之時很難發揮作用，並不是實用。在戰爭頻發，你爭我奪的戰亂年代，儒家的道德治國不用能使諸候迅速的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儒家在治國上不如法家的以法治國策略顯得立竿見影，在戰爭上也不如兵家的取勝之道而能拒敵於國門之外，戰勝於四方之地。

總而言之，孔子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嚴重脫離了當時的實際，在春秋時期，求強圖存被擺上首位，封建社會經濟方興未艾。孔子要恢復的以奴隸制為主要特徵的周王朝就是在開歷史的倒車，自然是不會得諸侯的重用了。

大的歷史背景是“禮壞樂崩”！

禮壞樂崩的實質是舊貴族與實權派的權力更迭。王侯將相世襲罔替，若是不出意外位置的數量是不會改變；但是因功著官進爵者不計其數。原本一塊蛋糕，是按照預定的比例分配，而後來了一群能力強的，他們因為能力卓著獲得了分蛋糕的權力。

老的貴族希望按著一成不變的比例過計劃經濟，新的實權派希望多勞多得玩市場經濟。在總體資源過剩的時候，兩者可以兼顧，多餘的資源用於滿足希望玩市場經濟的那群新興貴族（權臣）的需求。但是一旦產能飽和，沒有多餘的資源滿足渴望“多勞多得者”的慾望，則矛盾就會激化。

孔子的復禮滿足了舊貴族的需求，但同時會激起當權青壯派的反感！在禮壞樂崩的時代，是青壯的激進派大於穩健的保守派的一個整體時局，大部分新貴族（權臣）渴望通過努力帶來更大的利益。於是，就算孔子的主張符合社會安定的需求，但實質上卻觸犯了大部分新貴族（權臣）的利益，被驅逐也並不意外。

禮壞樂崩現象的出現，實質反映的是國家的實際生產力無法滿足實際的需求總量。總體上就是供不應求、產不符需！於是強勢的人就希望通過強佔、掠奪弱者來滿足需求。如果想從根本上解決“禮壞樂崩”，重新制定“蛋糕分配規則”或者“規則初始化”的置禮和復禮，其實只是通過抑制實權派的慾望來維繫相對平衡，這有個前提，就是需要國家的強制力可以鎮壓反對者，一旦強制力被打破就又會爆發，解決的根本在於推動生產力發展，使供需關係匹配，則矛盾自解。

這隻能說孔子生不逢時罷了，孔子是什麼時期的人？他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也就是東周末期，這個時候已經禮崩樂壞，天下各諸侯國勢力蠢蠢欲動，急需要一種思想和主張為自己的稱霸正名。

孔子主張克己復禮，復什麼禮？當然是恢復周禮，而那個時候的周朝，天子統治已經搖搖欲墜，各諸侯國勢力崛起，孔子提出這種思想主張自然得不到各諸侯國君主的重用。

孔子的思想雖然對治國有很大的幫助，他的治國經歷確實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他的主張不僅不符合各國君主爭霸的需要，而且孔子還反對各諸侯國不聽從周天子安排的行為，所以他周遊列國最終不被重視，是很正常的。

其中法家最受國君歡迎，為什麼呢？因為法家提倡富國強兵，主張變法革新，要求加強君權，提倡以“法治”代替“禮治”，積極發展封建經濟，鼓勵“耕戰”，力求做到“富國強兵”，以達到加強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目的。

你看法家思想主張多麼符合當時統治者的利益要求，因此在那個時期，法家思想盛極一時。

綜上所述，孔子得不到重視，是由於以上兩個原因，只能說孔子生不逢時，如果孔子生活在一個世道太平的年代，那麼他很有可能被統治者重用。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競爭激烈，他們相互聯絡，也相互制衡，都想把自己發展強大以稱霸諸侯。這種制衡包括人才任用。

各諸侯國都知道孔子的能力，孔子若能得其位，就沒別人什麼事了。所以孔子的才能讓人害怕。

孔子的這一政績讓魯國的鄰國齊國害怕起來，就想方設法破壞孔子與魯國的契合關係。齊國本打算，如果破壞不了，就送魯國土地，在魯國強大之前提前討好魯國。

齊國用一招，就排除了魯國的後患，之後的魯國，再也沒有強大。

季桓子快死的時候長嘆：“從前這個國家幾乎要興旺起來，因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沒能興旺。”等季桓子後悔的時候，早已時過境遷。

齊景公曾向孔子問政，就是著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答，景公又問政時，孔子又告訴景公，管理國家要節約開支，杜絕浪費。景公聽了很高興，打算封孔子田地。

當時景公身邊有上大夫晏嬰。

晏嬰卻不想孔子留在齊國，更不想孔子留在齊景公身邊影響齊景公，於是把孔子的治國理論大加貶斥，說孔子這類儒者到處乞求官祿，在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想推行他們的終其一生都難學會的繁文縟節，為了葬禮能隆重舉行，不惜傾家蕩產。

齊景公相信了晏嬰，就沒有任用孔子。

而晏嬰所說儒者不惜傾家蕩產舉行葬禮，實際是他自己杜撰。《論語》有魯中國人林放問禮孔子，孔子回答說：“喪，與其易也，甯戚。”意思是說，對於喪禮來說，與其儀式上週全完備，寧可內心沉痛悲傷。

孔子所在乎的，是生命逝去的沉痛，是真情實感的付出。這種真情和晏嬰說的喪葬形式的隆重恰好相反，可見晏嬰對孔子的排擠之心。

孔子在陳國時遇晉楚爭霸，輪番攻打陳國，於是孔子離開陳國準備到衛國去，經過蒲地時，正遇蒲地公叔氏叛衛。

公叔氏害怕孔子到衛國去幫助衛國國君來消滅自己，就把孔子截住，讓孔子承諾不去衛國，還強迫孔子訂了不去衛國的盟約，然後才放了孔子一行。

但孔子對這個被迫訂下的盟約並沒有遵守，還是繞道去了衛國，很可惜，衛國國君並沒有聽從孔子的建議，去討伐那幾個帶頭叛亂的人。

衛靈公很敬重孔子，聽說孔子來了，到城外迎接，可衛靈公年紀已大，心也已老，根本無心政務，當然也沒有用孔子。

孔子居住蔡國時，那時吳國攻打陳國，楚國卻要救陳國。楚國聽說孔子留在陳蔡邊境，就想聘請孔子。

陳蔡兩國聽說就慌了：楚國本就是個大國，再有孔子這麼賢能的人輔佐，陳蔡兩國被滅的日子就不遠了。於是他們派一些犯人把孔子一行人圍在野外，不讓孔子去楚國。

子西一翻危言聳聽的言論，使楚昭王最終害怕沒能任用孔子。

孔子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他同情下層勞動人民，也遵從君王至上的權利。他想用他的禮儀孝悌之仁，讓統治者與下層百姓建立成時代大融合，實現他所想要的和諧社會。但在君主都想霸權的春秋時代，上下矛盾根本無法調和，那些掌權者也根本不願調合。

所以商鞅在和秦孝公談了帝道、王道、霸道之後，秦孝公毫不猶豫的選擇了霸道。這樣的統治者當然也更不會同意孔子的仁道了。

孔子的弟子顏回對孔子的不被任用做了很好的總結。

他說：“老師的學說博大到極點，所以天下沒有一個國家能容納老師。雖然這樣，老師還要推行自己的學說。不被天下接受有什麼關係呢？不被接受，才顯出君子的本色！......不被任用，是當權者的恥辱。”

孔子的思想因為博大而超越了那個時代，所以被當世排斥，無國能用，無人敢用。但他的思想卻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中國建立了無人替代的禮儀孝悌的思想體系，綿延至今，並繼續影響未來。

在久遠的歷史上，前人有過高度的文化與文明，社會講求道德風尚和禪讓……

這些風尚，由《風》《雅》《頌》……《詩》《書》《禮》《易》《春秋》……記錄了下來了。

到了戰國，社會陷入紛爭，世風日下……

針對社會的這一走向，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對關心和參與國家事務的人，提岀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要求，其後，遂成了君子（有道德修養的人）的行為準則。

孔子的目標是，讓社會回覆到文明與禮制秩序，提倡仁、義、禮、智、信……以統治者對民眾施仁政為先導，引領社會各階層的義、禮、智、信的風尚……

列國君主們明白：孔子的追求是美好的；但是，當要求從自己做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列國君主無一例外地對孔子敬而遠之。

孔子理想未能實現。

社會不但未能回覆禮制，到了秦代，就整個顛覆過來了！

而孔子的思維及其理想，二千年來一直吸引著人們。

先說孔子在魯國的執政經歷：51歲在魯國擔任“中都宰”，相當於一個縣的縣長。52歲擔任“小司空”，相當於建設部副部長。一年後又擔任“大司寇，相當於法院院長或司法部長。到54歲時辭職周遊列國，68歲回到魯國。

從孔子在魯國任職的最高職位是“大司寇”（據說還相當於兼行使相權）看，不居（全域性性）主政地位。至於說“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只能存疑，當然（我）希望這是實事，有助提高於我們對至聖先師的尊崇。

孔子所處的時代是周朝晚期（春秋戰國時代），是舊秩序逐步被打破而新秩序尚未確立的階段——禮崩樂壞，必然會出現是守舊派和改新派，也包括“中”派，即“左中右”。從自己瞭解的事實，孔子是守舊派，他提倡“克己復禮”，即恢復周禮。而革新派提出的是法制，要求對舊制度不合理性進行改良——而不是否定。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諸侯國經濟實力增強和人口數量增加，以及由舊秩序導致的利益分配差距拉大——周王室與諸侯間的，諸侯國內部不同等級之間經濟分配差距拉大，貴族與貧民收入差距拉大。當然起主導作用的是諸侯。

孔子在擔任大司寇期間誅殺了少正卯，是從魯國（諸侯）角度對破壞舊秩序者的一次反擊，是主流（舊秩序）意識形態的一次確認，如果這件事是確實發生過的，那麼對魯國國君來說是有利的，觸動的是季桓氏的野心，意味著擋了季桓氏集團的路（謀求取代魯國國君，起碼是謀求更大的利益），必然會遭到排擠，這也就是他離開魯國去周遊列國的原因。

按現在的說法是意識形態的鬥爭，根底是經濟和權利的鬥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就像現在西方國家推行他們的所謂普世價值，說他們的一切都是好的，有點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意思是一樣的。

“夜不閉戶”這個詞最早出自孔子的《禮記 禮運》：“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在孔子眼裡，夜不閉戶就是理想社會的一個體現。首先，大家的道德水平都高到了極點，大夥兒都安居樂業，社會也非常的繁榮，大夥兒沒有必要去偷竊，所以最後連大門都不用關了。

孔子在魯定公九年才被任命為中都宰，當時他已經51歲了。然後升職如同坐上了火箭，定公十年內升小司空、大司寇，已經攝魯國朝政，軍事上他逼迫齊國歸還被掠奪之龜陰等地，內政上令行禁止，士風大振，第二年他就升為魯司寇，魯國隨之大治。如同王安石變法一樣，過於急功近利，得罪了實權派貴族，遠離故土周遊列國。

然而，孔子在列國周遊了一十四年，始終找不到一個支援他的君主。這是因為，孔子的理想雖美好，卻不合時宜。

當時社會秩序混亂，禮崩樂壞，列國不奉周天子號令，互相征伐兼併，弒君亡國之事時有發生。列國都希望通過變革變得強盛，繼而以武力征伐他國，成為春秋霸主……孔子卻是一心推行仁政，恢復西周時期的井然秩序，理念固然是極好，卻與列國的需求背道而馳。

孔子不受重用，也就是必然的了。當孔子以六十八歲的高齡，一事無成地返回魯國故土，不由感慨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意思是說，他以名動天下的聖人身份，周遊列國十數載，碌碌無為。由此可見，要踐行理想，有無盛名，他人是否瞭解自己，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知人之明，否則就如他一般，窮其一生都找不到託付理想的君主。

因為儒家思想是教育做人做事，一個人首先要修身齊家。很少論及國君治國之方法策略。儒家思想對人有一定的禁固，當然也包括了帝王。戰國紛爭的區面已不是區限與本土。都想侵吞他國強大自已。這種禁固思想已不實用當時的社會變動的需要。所以魯國會丟掉孔孑另找他人。本身當官才能治國。當官與做人是兩碼事，老實只能是做人的準則，但當官治國只憑老實是很難行通的。

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追根溯源講道德。本身沒有錯，也找到了要害。

但是人人都忙著保命，要不就害命。哪有功夫思考？只有穩定下來，才發現，他的東西好使，有道理！

孔子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修正了法律，調整了社會，調整了人民。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因為他的思想可以輔助社會的各個方面。他說，能夠愉快地接受一個人的教義，那麼這個人就是孔子。幸福源於內心，能力源於幸福，因此這種能力是很強大的。

一切事物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發展的，能夠有所得，就是極其珍貴的，人是渺小的，而世界是浩瀚永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