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國家信用先於且導致霸權衰落的邏輯：經濟衰退、一戰、金本位制與資本流出
羅伯特·吉爾平認為，霸權進入穩定期後，霸權國維持霸權的成本最終會超出收益，繼而引發霸權國政治和經濟的衰落。這種認識的問題在於，霸權國無力再承擔霸權成本理應是霸權衰落的表現，而非原因。並非霸權衰落導致了經濟、軍事實力增長的停滯，而恰恰是經濟、軍事實力增長的停滯導致了霸權衰落。所謂無力再承擔霸權成本，是指霸權國無法再向世界提供關鍵的公共產品即穩定的國際經濟秩序。
作為19世紀-20世紀初的霸權國家，英國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公共產品是以金本位制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和以此為基礎的自由貿易秩序，但是英國經濟、軍事實力自19世紀末期開始的下滑，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實力遭到嚴重削弱，導致英國國家信用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低落。以英鎊為中心的國際金本位制，本由英國國家信用與黃金的可自由兌換兩方面共同支撐。一旦國家信用出現問題，黃金的可自由兌換成為英國維持金本位制的唯一手段，也使得英國維持金本位制的成本大幅上升，最終在一戰後為維持金本位制，即勉強負擔霸權成本，英國霸權徹底陷入衰落。因此，英國霸權衰落的正確邏輯鏈條是，國內經濟實力萎縮疊加國際上的軍事力量受重創——國家信用低落——不斷上升的霸權成本耗盡國家信用——資本（黃金）流出——霸權衰落。
英國國家信用衰敗的原因可從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予以分析。首先，19世紀後半期，英國開始進入布羅代爾和阿瑞吉所定義的“金融擴張”階段，當經濟霸權國家的商業貿易或工業生產發展至瓶頸後，手中又有著過剩的資本，資本從為原先的生產性目的服務轉變為完全的投資性目的。英國金融發生布羅代爾所定義的預示霸權即將衰落的“金融擴張”即外部擴張，是由於18世紀初，議會通過了《反泡沫法案》，限制證券資本市場的擴張。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英國又吸納和積累了大量的資本，這些資本在英國資本市場所能提供的投資標的和工具有限的情況下，無法被有效吸納，只得大量投資於以美、德為代表的外國證券市場和外國國債。結果，這不僅協助了美、德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進程，也使英國錯失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促進自身經濟發展的機遇，甚至在1873—1896年期間發生了被稱之為英國版“大蕭條”的經濟危機。
在此金融——實業關係高度扭曲的背景下，英國的工業生產能力開始衰退。1880年，英國工業製成品出口佔世界的比例為22.9%，居世界第一。僅20年後就被美國超越，1900年美國為23.6%，英國縮減為18.5%，一戰前夕又被德國超越，德國為14.8%，英國為13.6%。鋼產量方面，1890年美國為930萬噸，英國為800萬噸，德國為410萬噸；至1910年，美國為2600萬噸，德國為1300萬噸，英國為650萬噸。經濟實力的相對衰落，意味著英國引以為傲的海軍軍事優勢逐漸被其他國家所追趕。
國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嚴重削弱英國實力的關鍵性事件，這種削弱不僅僅體現於戰火對於物質的破壞，還包括經由國家債務總額與結構，對國家信用的損害。一戰的殘酷性和長期性迫使英國對19世紀以來以統一公債為主的債務融資方式進行重大調整，其中對國家信用影響最大的兩點是：發行財政部證券（短期），向中央銀行借款外，併發行了政府紙幣；再就是開始發行以美元、日元等外幣計價的英國國債。英國的國家債務總額迅速膨脹，從債權國轉換為債務國，並且債務結構從本幣債務為主轉變為積攢了大量的外幣（美元）債務。
由於軍事技術的進步以及戰爭雙方分化為同盟國、協約國兩大集團等一系列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性和長期性遠遠超出了英國政府的預期，戰爭的結果是導致英國各類債務的迅速、大規模累積，進而使得英國國債與貨幣不再被市場所信任，相反，美國則作為債權國在戰後獲得了利用債務問題操作國際政治經濟的權力。
一戰期間，國家信用地位和協約國體系要求英國必須為其盟友的債務融資提供擔保與服務。英國的5個主要盟國中有3個在戰爭初期即需要英國的融資支持，特別是俄國。戰前俄國就需要借款彌補其國際貿易赤字和外債利息支付，在戰爭爆發後俄國的出口更加陷入困境，戰爭經費的缺口和到期債務均需要新的借款予以支持。
此時，歐洲全面陷入戰火，英國只能依靠大洋彼岸的美國提供戰爭物資和借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英國的長期國債只有6.51億英鎊，而僅在一戰期間，英國向美國借入8.5億英鎊，即便按照3.3%的優惠利率計算，到1933年為止，英國每年需支付給美國約3500萬英鎊，以後每年的支付額增至4000萬英鎊。實際上，雖然積欠美國鉅額的債務，但是英國相對於歐洲其他國家為債權國，它的淨債務額實際為零。
一戰後，美國規定歐洲各國大量實物形式的債務必須以美元償還，歐洲美元債權的累積提升了美元的價值與流動性。英國從美國的進口總量僅在1914年就比1913年高68%，對美元需求的激增使得英鎊對美元快速貶值，1915年夏其票面價值由每英鎊4.86美元降低到4.50美元，截至1918年，英鎊兌美元匯率下降至3.4。這樣，英國必須接受美國的苛刻條件進行財政和信用緊縮，經濟無法獲得有效的需求刺激更加萎靡。1921-1925年間，在倫敦的資本市場上，新發行的債券為政府融資近20億美元（以每英鎊兌5美元的平價計算），遠遠超過了為私人部門融資的11億美元的債券。
由於英國的國家信用日漸低落，戰後英鎊的國際貨幣地位只能單方面依靠黃金自由兌換予以支撐，但是英國手中又沒有足夠的黃金儲備，加之其在國際收支與國際信用體系中的地位發生了雙重逆轉，由順差國轉變為逆差國，由債權國轉變為債務國，由此英鎊的貶值預期更加強烈。
為了穩定英國霸權，英國必須穩定英鎊幣值與金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故1925年4月28日，英國財政大臣丘吉爾宣佈英國以戰前的匯率平價1英鎊兌4.86美元恢復金本位制。這種在國際上高估英鎊的舉措，在國內對應的是高利率的信用緊縮政策，這種信用緊縮不僅沒有取得丘吉爾所希望的資本流入的結果，反而因英鎊高估使得英國貿易處於逆差地位，且在確定性地通脹預期下，大量英鎊產業資本選擇放棄國內投資，金融資本則做空英鎊。因此，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宏觀經濟的政策組合是：財政赤字+貨幣投放，而導致的結果是經常賬戶赤字+黃金外流。這對於英國國家信用而言，可謂是“最差組合”。可見，一戰與一戰後的債務膨脹與經濟衰退，已經完全動搖了英國國家信用的地位，資本（黃金）不可避免地流向當時國家信用更加強大的美國。
儘管一戰後，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情緒使得美國未能迅速取代英國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而且紐約為了維持與倫敦之間的利差，協助倫敦確保其金融中心地位，實行了低利率政策，但是美國國家信用的強化趨勢依然吸引了大量資本流入。1934年至1941年間，美國黃金儲備增加量為160億美元，年均增加量為20億美元，其中，二戰爆發初期的1939年和1940年，分別增加31億和44億美元。這一過程導致兩個結果：第一，紐約的低利率政策使得1920年代末美國股市市值高歌猛進，最終演變為一場資本泡沫，也是大蕭條的直接起因。但是紐約的資本市場在這場危機中顯示出了其極強的調整與影響能力，並正式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第二，英國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漸轉移給美國，而其自身則轉變為美國與歐洲之間的金融中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經濟、軍事實力以及金融市場地位再一次遭到嚴重削弱，二戰後以英鎊為核心的金本位制已完全不能再發揮國際貨幣秩序基礎的作用。兩次世界大戰間世界金融中心的轉移、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變化，本質上是英國受戰爭前經濟發展停滯和戰爭期間的破壞，債務膨脹過分透支國家信用，使得其在戰後不得不遵循“債權人邏輯”進行財政與信用緊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國家信用已經衰落，無法再作為世界金融與貨幣體系的擔保。而佈雷頓森林體系等一系列的國際制度安排宣告，二戰後以美國及美國國家信用為中心的國際經濟、貨幣秩序正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