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扶風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北京提出97年收回香港主權治權，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大政方針。當時人們的理解是，“一國兩制”就是中央行使國家主權下，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形象的說法就是，“股照炒，馬照跑，舞照跳”，而當年內地的社會主義是沒有和不允許有這些東西的。“港人治港”就是中央不派人來管治香港，不搞“京人治港”，完全由港英管治香港的整套制度和人事繼續管治香港。“高度自治”就是除了“國防和外交”，香港特區的事務中央放手讓“港人治港”自理，特區有很高的自主權。

當時社會輿論津津樂道最多的是“港人治港”。這個問題似乎最貼近港人的生活，最能驗證“兩制”和“高度自治”是否真是那麼回事。老實講，當年不少港人是表示懷疑的，他們常說“港人治港”就是“港人自講”，他們不相信中央會真的放手“港人治港”。那時，北京透露了鄧小平講“港人治港”要“以愛國者為主體”，只是“點到為止”，比較空泛，沒有多講。在當時那個條件下，北京考慮這個問題比較敏感，自己這邊也確實無暇具體考慮怎麼做，“一國兩制”還沒有踐行，這個問題只能放到迴歸後在實踐中摸索，當時只要定出“愛國者治港”這個大原則、大方向就可以了。

“港人自講”的說法，97迴歸後鮮有再聞，因為“港人治港”得到了不折不扣的實行，從制度到人事到話事，“港人治港”全面而具體。中央說不干預就不干預，除非涉及到香港《基本法》規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之事，屬於中央事權之事，中央才會依法出聲，依法辦事。

然而，懷有特殊政治目的的香港反對派，對這樣的“港人治港”得以落實仍不滿足，他們要以“逢中必反”把“港人治港”引向“完全自治”，顛覆“一國兩制”而後快！而中央也正是在與他們的鬥爭中，讓“愛國者治港”成功實踐。

本文原載於《東方日報》，原標題《港人治港之初很寬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