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以“禮治”的建立與發展為其特色，表現為所謂的“中國”，它不是以宗教，而是在一定的“主義”中，以社會人文價值理念的認同與吸附為基礎，進而使有著不同宗教信仰的多種民族能夠融合相處的，一個以特定的社會文明為導向的國家。其在社會的發展進程中，豐富地發展了中華的“禮學”。只是從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角度看，由於“身在此山中”的緣故，人們對於中國以“文治”為體現的“禮治”的先進性與優越性，尚缺乏足夠的認識。

也因為如此，自近代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以來，人們在“求是”的過程中，不去顧及中國落後的根源是在於自身立國的生產方式未能發揮出商品經濟的先進性，而是採取“形而上學”的方式，將以儒學為顯學的“禮學”作為了攻擊的靶子。進而在“禮教吃人”的聲討中，“中華禮學”隨著儒學被貼上“愚昧”“落後”的標籤之後，一起被丟進了社會進程中的垃圾堆。

由於人們人為斬斷了自身“道問學”的文脈的緣故，在我們的現代化進程中，“工農商學兵政黨”裡的“學”，也伴隨著教條主義，演化成了“政治”的配角，不僅倒置了在“禮治”中的“文化”與“政治”的關係，也讓人們失去了“精神獨立”意義上的思想創新能力。

有道是“以史正人明得失”。在中華民族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過程中，其實我們一直沒有離開過自身傳統文化的滋養，我們在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思想指導下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偉大成就，也在各種文化的衝擊中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嚴峻考驗。隨著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入，時代發出了文化迴歸和理論創新的強音。我們不能走“計劃經濟”的老路，也不能走全盤西化的死路，只能走一條確保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新路，這條新路，需要我們在“文”其所“明”中擁有一個嶄新的理論體系，以便在“禮治”的文明高度上，為人類社會在商品經濟中的發展提供處理社會關係的行為指南。

基於這樣的思考，本人在毛澤東倡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追尋中，通過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反思，得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當是“雅緻主義”的結論。就得出這個結論的理論體系而言，如果我們放在“中華禮學”的視野中去考察，其有著怎樣的特點呢？

一

禮起於祭而源於道，“雅緻主義”作為新時代的“禮學”，仍是立足於中華文明之初的“天道”觀，而在“道”與“德”的天人框架中，通過對於所謂“道”的進一步認知，來揭示以“生生”為主題的“人為表現”之“德”，在“道”中的規定性。它已經不是接著儒學“親民”的講，而是在“中華禮學”的因革中，以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旨趣，而以“厥中”為立論的核心，並以“文明以止為仁”的認知，完成對於儒學的揚棄。

在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傳統中國，為了“政治”的“親民”，儒家樹立了有關“人格”的“性本善”的性善論，然而，人作為一種生命存在，其“性”是“本”無善惡的，“善惡”，只是外在於社會的標準。為此，在“雅緻主義”這個理論體系中，對於人格的認識，是表現為“性仁向善”的“向善論”，可界定為，人是依賴群體而在生活際遇中倚明成事以改善自身處境的生命主體。因此，從人類將走向何處？或者說，人們在新時代中將何以自處的意義上，我們可以姑且將因革而來的這個理論體系，稱之為“倚學”。這個“倚”字，既有“佇立”之象，也有“倚天屠龍”的俠義文化可以伸延。

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上個世紀以牟宗山為著名代表的新儒家，曾試圖以“儒學第三期”之名，再接著宋明理學往下講，在人的良知中去開出“資本主義”的精神，但由於立足於“性本善”的儒學，其“本”已經侷限於向內指向於隱藏了外在的“人性”，其“坎陷”之論並不能自圓其說，其結局便只能是希望於“構建孔教”了。

不認同所謂“儒學第三期”理路的李澤厚先生，以“儒學第四期”之名，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情本體”的理念。但這個“情”字，也只是停留在有關於“己”的“社會歷史文化”之上，而未能在天人關係中，將“人德”之“情”，置於“天道”中去給予界定，只是以一個“美”字去表徵人之所向。然而，“情”之“美”，如果喪失了“真”的支持，終不能開出光輝的文明來。社會的文明只能在人們“紋”其所“明”中開出。

二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框架的“道”與“德”，如果以西方存在論的視角，去放在中國“天人一體”的觀念中加以認識，則在以人自身為本體而朝向世間的華人本位文化中，其所表現的，便是一種經由“感應”產生的“內外”形式的認知關係。這種內外關係，是以表徵人的內心世界的“己”為本體，進而與在講究“修為”中通過“效法”之“身”而架構為上下關係的儒學相區別。與此同時，為了與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義”文化相區分，可以將“雅緻主義”的“倚學”，界定為“修為貴在修己”的“己本位”文化。

在“己本位”中，所謂的“道”，是表徵外間有著“一陰一陽”而又“陰陽不測”的“神”性的存在。用西方現象學的觀點看，便是“存在”作為“存在者”的“呈現”。顯現者，或存在者之“有”，為“陽”；幽潛者，或存在之“無”，為“陰”。其在中國文化的時空之“和”中，以表徵“際遇”的“交”為本體，以在“交”的際遇中經由“合”形式“顯現”為表徵“穩定”的“中”之“效”為用。即“以交為效”，是外在事物給予內在之“己”的“述說”方式，我們稱之為“道”。即在“道”的觀念中，一切存在，皆是合體。這決定了中國文化的“群體主義”的性質。我們的社會觀，在根本上，便是“社會主義”的。

在“己本位”中，所謂的“德”，則是表徵人身在物間“感應”的天性中有著“明德”而又“未明”的“明”性的存在。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人的“明性”，是表現為，人們在“道”的“以交為效”的“述說”中，可以根據“明德”的“已知”及其在關於外間事物發展的“常”與“變”的“真情”感受，經由事物變化之間的“聯繫”，從所顯之“效”的“明”中，察“幾”審“機”，度“數”揆“法”，擬“象”別“類”，會“理”驗“實”去獲得對於“未知”的“瞭解”。而人在“道”間，學無止境，所以，“未明”是人的天命，“明明德”是人的本分，“紋”其所“明”是人的所為。

三

由於世間之“道”，是以“交”的際遇為本體，以“中”穩定為效用，所以在“天人一體”中，人作為“有德”的倖存者，是以“明明德”的“己”為本，以改善“際遇”中的“處境”為用，而在“厥中”的人事中，“紋”其所“明”。

古人講，“率性之謂道”。人的天性，是在事物的相交中各有所“欲”，並由“意欲”所支使。如何在自身的處境中做到“隨心所欲”，便是人性的表現。而相對於“處境”而言，人們的心之“所欲”，一是表現為各有“所趣”，二是表現為總會受到自身“處境”的限制。用馬克思的話講，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因此，表現為“逍遙”的沒有了處境限制的“處境”，便是人們的最終追求。

人的“處境”，是由自然和社會兩部分組成的。其“所欲”，在自然與社會中是以“真”“善”“美”的形式呈現，而其在“處境”中所受的“限制”，在其“所事”中，一是表現為自身可支配的資源，二是表現為自身可支配的時間。“雅緻主義”，便是借用商品經濟所能支配的資源，去追求和贏得發揮自身“興趣”的可支配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