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華南地區的古人類和舊石器考古材料以其獨特性和重要性成為檢驗很多學術假說或模式的重要試金石。從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來看，直接套用以歐洲舊石器文化特點為中心的早、中、晚三期說自然是不太合適的，然而學者新提出的早、晚二期斷代說卻也還不能夠很好地契合這一區域舊石器文化的發展特點。其中重要的一點就在於迄今為止莫斯特技術、石葉技術、細石葉技術都沒有在華南地區中發現，以至於很多研究者將這一地區的材料視之為長期存在的石器技術或簡單的石核-石片工業。我們應該遵循實事求是地依據考古材料的內涵，並以舊石器文化的發展變化為依據的準則，尤其是對於華南這一特殊區域而言尤其應當如此。從本地自身的考古材料為基本點和出發點，建立區域性的文化發展序列，進而討論區域性的文化分期，也許是更合適的一種途徑，這也更能細化和揭示舊石器文化的內涵，有利於對比和闡釋不同區域間的考古學文化。

華南地區作為一個大的自然地理單元，在中更新世時期有著相對一致的區域石器工業面貌，然而大概自晚更新世早中期開始，華南北部和南部的文化已經可以觀察到了不同的發展演變軌跡，儘管也不是一種完全截然的界限。華南北部的絕大多數遺址在這時期都轉變成了以石片石器工業為主體的文化面貌。其中長江中下游地區是最典型的代表，以中小型石片工具為主導、大型礫石工具退居於次要地位的石器組合特點表明它們與更早期文化之間的差異，剝坯生產體系成為這一階段舊石器文化發展的主流。處於長江上游和中游過渡區（如三峽地區）的部分遺址的石器製作雖然已轉向依賴片狀毛坯，但大中型石片仍佔有主要地位，其文化面貌相對而言似還保留有不少傳統的技術特徵。但與此有明顯不同的是，此時的華南南部仍主要延續了礫石石器工業的傳統，不過由於這些遺址大多沒有測年，目前這一階段的發掘工作也還較少，有關晚更新世早期舊石器文化更具體的認識還有待今後工作。

從近年重新發掘的高嶺坡遺址來看輦輵訛，嶺南百色地區的一些舊石器遺址同樣可以分為多個不同時期的文化層，上部文化遺存的時代可晚至晚更新世末期階段，也有向石片石器工業發展的趨勢。如前文所述，有關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期”的分期認識還有一些不同觀點。高星先生在強調兩期分期斷代法的同時，也指出其仍然無法完全適用於中國南方的舊石器時代工業體系。因此，怎樣認識所謂的華南“舊石器中期文化”實際上仍舊是一個比較有意義和值得討論的學術課題。那麼，上文所述華南地區的晚更新世早中期遺址所呈現的舊石器文化能否能夠代表一個新的文化時期呢？目前給出的任何確切的回答可能都是不成熟的，不過從區域文化發展的角度來進一步認識這一階段在數十萬年以來的人類文化中的地位和特徵，應該至少可以深化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目前，我們大致可以從石器技術和社會文化兩個方面來縱向探討與本區域更早期階段舊石器文化之間的關係。

首先，在技術體系上。這一時期的遺址，其原料的採備仍主要是就近取材，普遍缺少遠距離（≥10千米）的開發證據，對原材料的加工製作也缺乏預製行為，但是優質硅質岩原料的顯著增加是很多遺址中開始集中出現的新現象，一些遺址（如條頭崗、犀牛洞）中的燧石原料比例甚至佔了絕對地位，體現了古人類對區域資源認知能力的提高和文化行為的轉變。與更早期遺址相比，對原料的利用程度也已經大大提高，遺址中大量石片毛坯的生產是其中的一個體現。石核的剝片更有章法，可見具有某種固定模式的生產程序，如似漏斗狀石核、盤狀石核以及規整長石片的出現，表明石器技術的發生的一系列變化，無疑也是進步性的一種表現。石器生產由以“修型”為主轉變成以“剝坯”為主。豐富的中小型剝坯產品以及以片狀為加工石器素材（毛坯）的技術特點顯示了與早期技術傳統的明顯差異。

器物的形態和尺寸也有了顯著的不同，工具毛坯石片化和整體小型化成為這一時期的突出特點。石制工具的類型也以形式豐富的中小型刮削器、尖狀器、端刮器、凹缺器等為主，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加工精緻化和規範化；大型的手鎬、手斧、砍砸器等礫石工具在遺址中雖還有不能忽視的穩固地位，但已由盛而衰。這些均反映出人類技術鏈和生產行為重心的變化。由上可見，新近的發現和研究表明華南地區普遍地側重使用石片毛坯、石器小型化的演變過程比以往的認識要大大提前，至少在晚更新世早期就已開始，甚至可能早至中更新世末期。這也是古人類在石器生產體系上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反映了史前人群在工具生產過程中不同的操作概念和技術行為。這些特點大體可以認為中國華南舊石器工業自中更新世以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其次，在聚落文化上。古人類的棲居形態及演變也在本階段有了新的發展。以研究更為充分的澧水流域為例，此前研究者已注意到，在中更新世時期，這一區域上百處的遺址中“面積稍大、石器集中的地層很少見”輦輶訛，表明中更新世時期古人類的遷徙移動頻率非常高、對遺址附近資源的利用程度可能相對較低，主要是以遷居型的聚落模式進行生產生活。

然而，到晚更新世早中期階段時，先民的活動方式有了很明顯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遺址數量更多增加，分佈成群的現象更為突出，如在澧水的道水流域就新發現至少30處以上同時期的遺址，遺址彼此之間的距離很近；二是從遺址發現的文化遺物和麵積等方面可以看出遺址之間的功能分化現象更加清晰；三是一些單個遺址的文化層厚度顯著增加，如烏鴉山、條頭崗、傘頂蓋等不少遺址的文化堆積明顯增厚，活動區石製品豐富，反映出這些遺址在聚落體系中的中心性作用。由此，在晚更新世早中期階段，由中心營地、石器製作場、臨時營地等不同性質的遺址群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棲居系統輦輷訛。這種以後勤移動式為主的模式明顯有別於中更新世時期，反映了人類生存活動方式的差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雞公山遺址下文化層中近500平方米生活面上，多個由礫石放置而成的圓形石構圈，可能是這個時期的居住遺蹟輥輲訛，是這一階段聚落文化新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證據。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初步認識：以澧水流域的考古材料為視角，在原料開發策略、剝片修理技術、石器組合、棲居形態等多個方面，晚更新世早中階段的舊石器文化都明顯地表現出新的發展趨勢和進步性。就本區域舊石器時代文化體系來看，華南地區（尤其是北部）已經蘊含了較多新出現的文化因素，這些新的文化特點已經能夠表明這一時期的舊石器文化進入了承前啟後、持續發展的新階段，具有一定的區域文化和技術階段性發展的內涵。一定程度上來說，也可以劃分成為一個考古學文化時期，反映了華南地區特別是長江中下游古人類文化發展的一段特殊歷程。

結語

事實上，這也與近年很多研究者不斷提倡的文化和行為區域多樣性的論點相一致輧輮訛。古人類學的研究表明，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是現代人起源的關鍵階段。華南地區人類化石的新發現和研究提示，這一區域在早期現代人形成與擴散過程中可能起著非常關鍵的地位，同時更新世晚期的人類也存在較大的演化變異，幾種不同的演化類群可能同時生存於這一地區輥輯訛。以往我們對這一階段古人類的文化面貌的認識較為模糊，本文通過對澧水流域舊石器考古新發現的研究以及華南同時期遺存的梳理，一定程度上增進了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相關認識。華南地區晚更新世階段舊石器文化面貌的新發展及其展現的華南北部和南部的多樣性特點，與近年來古人類學的新認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關聯性，值得我們今後進一步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