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不論是山陝商人的合作關係，還是山陝會館這一山陝商人合作的正式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都是依靠著非正式制度而建立。

因此，關公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內化為山陝商人思維與行動的精神動力，長期影響著他們日常的思想認識和行為選擇，約束兩幫商人合作制度的變遷。

文化傳統影響著人們對社會生活的理解和解釋，提供了一種道德和認知的框架，規範了人們的行為選擇。在社會生活中，文化傳統通過決定個體的自我認同和其在社會中角色定位，進而決定著個體的行動偏好。

因此文化傳統在制度變遷中是一種內生變量，甚至可以決定行動者的行為。在這種文化傳統的作用下，人們可能會由於心中的倫理道德，在不受外界約束的情況下約束自身行為，甚至放棄個體的經濟利益。

由此可以認為，“文化在決定社會制度結構的形成，在導致制度的路徑依賴和阻礙制度成功建立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論和歷史意義”。

格雷夫在對熱那亞和馬格里布人的研究中，發現了文化傳統對其制度演化路徑的影響。關公文化是山陝商人共同的文化基因，在山陝商人的合作歷程中，佔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為山西是關羽的誕生地，而相傳陝西是關羽的改姓之地，在地域上關羽和山陝兩省的商人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繫。作為山陝商人合作的非正式制度，關公文化寄託著商人們對於家鄉的思念，關公忠義仁勇的品格完美匹配了商人們異地經商的需要，因而成為了山陝商人合作的精神紐帶。

從本質上說，關公文化是山陝人民通過代代相傳的薰陶，潛移默化形成的共同的文化信仰。

這種自古以來長期形成的信仰具有相對穩定性，滲透于山陝商人合作的方方面面，在發展中不斷自我強化，很難進行變遷。

關公文化在山陝商人內心的強化主要是通過山陝會館的祭祀活動。

山陝會館其實一直是封建商會組織，宗教祭祀活動是山陝會館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的山陝會館會被當地人稱為關帝廟，甚至因為對關羽太過崇拜而從會館轉變成關帝廟。

也有一些會館本身就是在關帝廟的基礎上改建的。如據史料記載，為了祈福求財、祐神免災，“山陝客商在會館大殿中供奉關雲長塑像，在大殿內祭祀神像，僱請和尚、道士看守會館和義園”，山陝會館成為山陝商人進行祭祀活動的場所。

山陝商人還為關公創立了一些特殊的日子，分別設正月十三、五月十三、九月十三為接武財神日、關公誕辰日和祭關公日，並在這些日子裡大演關公戲，形成了一種民間習俗。

這種固定的節日慶祝代代相傳，使關公信仰更加穩定，並在潛移默化中塑造了山陝商人類似關公的思維習慣和行為選擇。正如孟祥榮先生所言：“關廟、神像、戲曲、小說，都是實實在在的，真實的存在著的。關公崇拜的盛行，離不開這些有形的東西。”

山陝商人把對關公的崇拜通過建神廟鑄神像的方式表現出來，從中可以看出，關公文化如何影響了山陝會館的建立和發展。

同時，山陝會館也強化了商人們對於關公文化的信仰，它們的相互加強就使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容易被慣性地鎖定在原來的路徑之中。

因此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如與其他商幫合作，就容易因為文化的不同遇到種種困難而難以達成。

比如說徽商，它是明清時期非常重要的商業集團，有過非常繁盛的時期，他們和山陝商人的經營地也多有交叉，明明可以強強聯手，卻沒有形成廣泛的合作。

究其原因之一，就是文化傳統的不同。徽商受程朱理學的影響，聚族而居，以壯大宗族勢力為使命，即便是要外出經商，往往也是在商鋪初具規模之後，其他族人跟隨而至，不斷維繫和鞏固宗法制度，並不重視鄉土關係。

山陝商人則更注重以地緣關係為基礎的人際關係形態，形成一種“擬家族”式的鄉土觀念，在商幫內部形成和諧牢固的關係。

因而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在異地的經營中，與其他商幫的商人很難達成合作。面對激烈的競爭，只會因為共同的文化傳統而與彼此合作地愈發緊密，以致在制度變遷中陷入路徑依賴。

價值觀念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組成，傳統的價值觀念會影響制度路徑的選擇。一般來說，價值觀念包含於文化傳統之中，但是明清山陝商人合作的價值觀念有一個特別之處導致了其合作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那就是重義，它是非正式制度黏性阻滯的一大成因。

重義在秦晉兩幫商人的主觀信念中根深蒂固也是源於關公文化。眾所周知，關羽是重情重義之人，在歷史上，他對主公劉備一片忠心，與好兄弟張飛親如手足。據《三國志》記載：“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

關羽為了效忠主公，不僅可以捨棄榮華富貴，甚至願意捨生取義，犧牲生命，是忠與義的傑出代表，引得了後人的無限推崇。

山陝商人在全國範圍內的發展壯大，離不開他們的勇於開拓和經營有方，更離不開他們堅持遵守職業道德。

作為信奉關公文化的山陝商人，也會學習關公對兄弟的重情重義，在外地經商的時候相互幫助，並不單純追求商業利益。

這種價值觀念，不僅體現在做生意的時候對消費者講求誠信、遵守契約，也體現在山陝商人的合作中，守望相助，講求義氣。

首先，關公文化作為山陝商人的共同文化基因，成為商人們構築地緣和信仰共同體的媒介，雙方建立起了彼此都認同的職業共同體。

在經營的最初，山陝商人為了在外地樹立心靈的依託，將關羽塑造成了地域神，藉助其對晉陝商人的號召力，認識到山陝兩省親如一家，同氣連枝，兩省的人民互為彼此的知己，應該成為相互合作的朋友。

在這個基礎上，商人們發出“既為山陝之人，應預山陝之事”的號召，倡議山陝商人精誠團結，患難與共，群策群力，從而在協作的基石上更深一步地加強了地緣認同感和文化認同感，進而增強了商人們對山陝會館組織的依賴。

所以從價值觀念來看，作為共同體的山陝商人，即使合作績效降低，也一定會以義為先，以加強合作為先。

所以山陝商人的理念一直是個體價值要依附於群體價值，他們的群體意識與近代資本主義對個體價值的追求是有衝突的。

此外，山陝商人的合作也源於最初起步經商時資金的缺乏或面對與其他商幫進行激烈競爭的需要。在沒有資金的窘境下，一方面，官貸的歸期過於嚴格，另一方面，民間借貸的利益太高，山陝兩幫的商人不得不相互借貸籌措資本，或是合資經營，進而共同致富、共擔風險。

如乾隆年間，有一位叫賈有庫的陝西商人，由於個人資金不足，聯合山西商人張鸞，兩人共同出資一萬兩，從新疆阿克蘇買玉石運到蘇州販賣，一年後，他們合營的資本規模就達到了兩萬三千兩。

又如乾隆年間，四位陝西商人加一位山西商人，共同出資一萬四千兩，也去阿克蘇採購玉石後運往蘇州售賣。

這些資金的往來加強了商人們的合作關係和人情關係，雖然容易存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弊端，但是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念也使兩幫商人彼此之間更加信任和依賴，從而不斷加強合作，造成制度的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