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觀念形成的社會背景。社會是人類進化的決定因素，而觀念的誕生與發展離不開人類的發展，離不開社會事實在個人意識中的延伸。春秋時期的士觀念作為彼時士人群體對社會的思考與態度，是一種思想，而“任何思想的形成，總要受某一思想形成時所憑藉的歷史條件之影響。
歷史的特殊性，即成為某一思想的特殊性。沒有這種特殊性，也或許便沒有誘發某一思想的動因，而某一思想也就失掉其擔當某一時代任務的意義。”
任何一種觀念都與社會現象或社會問題相對應，士觀念作為一個宏觀的概念，它的形成是建立在社會多方面基礎之上，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因素所導致，譬如彼時生產力的進步、經濟的發展、社會層級的分化、社會分工的複雜化等等。
同時，誕生於春秋時期的士觀念，其具體內容是與士階層獨特的社會屬性分不開的。研究春秋時期的士人觀念必須以經濟為基礎，結合社會環境與形勢、政治結構變化、政策走向，來說明其大致的演變發展狀況。
春秋是中國的一大變革時期，這一時期以“變”與“爭”為主要特點，“變”體現在生產力發展導致生產關係、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再到促進社會階層、政治關係、制度、文化等等均開始出現新的發展趨勢；“爭”則表現在王權衰落、宗法制鬆動後，上到諸侯爭霸、大夫爭權，下到國人、士人崛起並登上政治舞臺。
可以說，春秋時期是將傳統的動搖與新秩序的建立，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表徵一併囊括其中，這個時期正如童書業先生所說，“為一過渡時代。一切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學術文化均開始發生變化。”舊的社會秩序趨於崩潰，而新的社會秩序尚未確立正是這一時代的整體特徵。
一方面使大部分士人失去了宗族的庇佑、穩定的收入以及穩固的職位，不僅地位上與庶人趨於等同，而且土地制度的變化及買賣使得一部分士階層喪失了生活的來源，他們為了生存不得不另謀出路；另一方面經濟的發展、政治制度的演變為士階層提供了發展的條件與機遇，固有秩序的打破也為其創造了更為廣闊的活動舞臺。
隨著士階層逐漸發展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春秋戰國時期所獨有的士觀念也應運而生。因而通過對春秋時期經濟與政治制度的研究，有助於進一步瞭解春秋時期士觀念形成的原因。
又因為“社會關係、機構、各種形式的集體以及行為模式的惰性大於技術的變化。”技術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是引起社會關係、結構、階層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所以我們要首先著重瞭解。
春秋時期的經濟變革
鐵器的使用和農業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是推動社會變革的最為重要的原因。春秋初年，生產力呈現出迅速發展的姿態。首先，冶鐵業的發展為社會經濟的變革準備了條件。根據考古發掘表明，春秋時期青銅製和鐵製的農具逐漸取代石、骨、蚌等原始農具，成為當時農業生產中的主要工具。
浙江永嘉曾經發現一批春秋戰國之際的農具，其中就包括“銅鏟、銅鎛和銅耨”，“20世紀70年代以來陸續出土的春秋時代的鐵農具有很多件。
這些出土的鐵器從時間上來說，從春秋早期、中期到春秋戰國之際均有；從分佈的地域來看，兼涉北方的周、秦、燕和南方的楚、吳、越，這與《國語齊語》所說："惡金以鑄鉏、夷、斤、斷，試諸壤土"的記載完全相合，從而說明春秋時代製造和使用鐵農具已相當廣泛。”
到了春秋後期，社會上鐵的擁有量已相當可觀，“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範宜子所為刑書焉。”（《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可見，鐵甚至被作為軍賦被政府徵收。
20世紀70年代後期，在湖南長沙窯嶺發現的春秋戰國之際的楚墓中挖掘出了“鐵鼎”，這與上述索引文獻中的刑鼎時代接近且相似，可以作為春秋晚期以鐵為賦的佐證。
鐵器的出現使木製的耜進化為鐵製的耜，春秋末年，孔子在遊歷的途中遇見“長沮、桀溺耦而耕”“耰而不輟”（《論語微子》），這樣形式的耦耕，應當就是長沮、桀溺使用鐵製的耜所進行的協同配合式的勞作。春秋中後期，當鐵製的耜進化為犁後，牛耕逐漸成為農業的新的生產方式，這使得農業生產向精耕模式轉變。
“春秋中葉（公元前6世紀）齊國的銅器"國差"，四耳有穿鼻的牛,牛而穿鼻自作服勤之用。”20世紀20年代初期在山西渾源李峪村發現的春秋後期晉墓中，出土了一件牛鼻上有牛環的牛尊，這也可以證明當時的牛已經在人的驅使下進行耕作。
生產工具的改善和農業技術的提高使大量荒地被開墾，農作物生產量提高成為可能，早在春秋初期，北方地區的農作物已可以達到一年兩熟。
糧食產量的提高與土壤的改善為人們定居下來提供了條件，使社會組織的穩定和發展成為可能。但也因此導致了人口數量的激增，致使自然條件下的耕作土地已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而此時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使人們具備了改造自然的能力。
因此，一方面大量的荒地被開墾；另一方面，人們開始採取溝洫貫通、興建水利的方法來改善自然環境。彼時，大型的水利工程也已出現，其中最為出名的莫過於芍陂和邗溝。
手工業的發展。當然，不僅僅是農業，春秋時期的手工業也發展極其迅速。陶瓷業作為手工業的傳統重要部門之一取得了重大突破，“山西侯馬發現的燒陶作坊遺址，在半平方公里內窯群密集，最密處77平方米範圍內就有六座窯，有的幾乎互相連在一起，說明當時已大規模地進行陶器生產。”
在對春秋時期墓葬發掘過程中，可以發現漆器種類和數量的增多，而且大多色彩華麗，以實用器具為主，這就說明了此時漆器手工業技術的成熟，以及從前期以禮器為主要用途的漆器已過渡到作為實用器具使用的階段。
據歷史資料記載，春秋中期有名為“工尹襄”者，其名為襄，工尹為姓，以官職為姓，這便可以證明官府手工業者世代相襲的歷史事實。
春秋時期，官府手工作坊就已經有很大的規模了，以20世紀60年代在山西侯馬發現的、時代為春秋中期到戰國初期的晉國公室鑄銅遺址為例，其“發掘整理出的佔地面積約為600平方米。”隨著春秋時期社會階層的變動以及土地私有制的日漸雛形，以男耕女織一一這一生產方式為標誌的家庭手工業得以發展。
商業的發展及商人階層的壯大。春秋時期，商業的重要性已被統治者所發現。譬如鄭國商業尤為發達，鄭國的商人活躍於諸國，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因而受到了政府的重視和保護。昭公十六年，晉韓宣子聘於鄭，欲得鄭賈人之玉環，“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
可見，“桴”作為可運載大型貨物的水上交通工具已得到運用。春秋時期交通的便利大大促進了各地商品的流通以及人們之間的來往交流，為商業的發展、社會的開放以及文化的傳播創造了條件。隨著商業的迅速發展，以及西周以來“工商食官”的制度逐漸遭到破壞，獨立於政府而從事商業活動的商人階層愈發活躍起來。
孔子時，弟子子貢好商賈之事，孔子並沒有阻攔他，還說他“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誇他有善於捕捉機遇，這與責備樊遲學習稼圃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城市的拓展及職能的增加。由於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蓬勃發展，再加上春秋時期各國之間邦交活動的普遍展開，使得作為各諸侯國政治、經濟及軍事中心的諸多城邑也逐漸壯大起來。我國最初的城市是以執行政治、軍事及祭祀功能為主要目的而建立的。
及至春秋，周王室衰落，各國公室及卿大夫的勢力不斷增長，再加上人口的增多，夯土築城技術的發展，經濟的發展速度加快，以及戰爭的愈漸頻繁，築城成為一個防禦入侵及鞏固新領土的重要手段，因此，城市的數量不斷增多，規模也隨之擴大。
西周以來，就城市規模而言，有著嚴格的限制，所謂“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漢書貨殖列傳》）天子的都邑較諸侯為大，各諸侯的城邑也因為等級高低有不同的規格。但隨著禮壞樂崩之勢的愈演愈烈，春秋時期的城邑規模已大大突破了這個規定。
以齊都臨淄為例，公元前九世紀中葉，齊獻公遷都臨淄，當時城區面積達到六十平方里，根據考古資料顯示，“臨淄城……城內幹道已發現十條，在城中部南北方向一條道路長8.5華里，路寬70米。
結語
由於城市的發展，人口增多，生活方式的多樣發展，“仕者近宮”的佈局已有所改變，不少貴族也居住在了鬧市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