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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極富傳奇色彩的陳賡大將,早年曾是“黃埔三傑”之一,又參加過南昌起義,資歷頗老,能力超強。不過,由於南昌起義失敗後,他奉命在上海乾了4年特科工作,後雖被派往鄂豫皖蘇區,從團長、紅12師師長,一直做到了紅4方面軍參謀長,但卻因負傷轉往上海治療,不幸被捕。經宋慶齡等各界人士搭救,出獄後轉往中央蘇區,任紅軍第1步兵學校校長。

如此輾轉,自然耽誤了他在軍中職務的晉升,日後陳賡沒能更上一層樓,和這段曲折經歷不無關係。不過,此前並不了解陳賡的毛主席,卻對陳賡的軍事指揮能力有過極高的評價,認為他足以當軍長。

事情還得從1934年10月長征前夕說起。當時,中革軍委決定將中央蘇區的4所紅軍學校合併組成幹部團,由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團政委。幹部團下設2個步兵營、1個政治營、1個培養炮兵、工程兵的特科營和由高階軍政幹部組成的上幹隊。幹部團的普通戰士都是連、排級別的幹部學員,其任務既要為紅軍培訓後備幹部,也要保證行軍途中中央和軍委機關的安全,必要時還得參加戰鬥。長征初期,幹部團參戰的機會不多,隨著湘江血戰後紅軍人數的銳減,這支1000餘人的部隊才在戰鬥中嶄露頭角。

遵義會議後,紅軍揮師北上,與川軍郭勳祺部在土城陷入苦戰。戰前紅軍得到情報,稱郭勳祺部有2個旅4個團6、7千人。因此,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人研究後,決定集中紅3、紅5軍團吃掉郭部。結果打起來才發現,郭勳祺部的戰鬥力很強,遲遲難以解決,紅軍裝備落後,彈藥缺乏,傷亡較大。朱德、劉伯承不得不分別上前沿陣地指揮戰鬥。後來川軍又有1個旅趕到戰場,兵力增加到6個團上萬人,戰局急轉直下。紅5軍團的陣地被突破。川軍步步向土城進逼,一直打到了白馬山紅軍總指揮部前沿。危急時刻,毛主席不得不命令陳賡、宋任窮率幹部團加入戰鬥。

幹部團當時悉數裝備了繳獲的英式鋼盔,並配備了大量花機關槍,裝備遠比一般紅軍部隊精良,而且成員皆是部隊挑出的戰鬥骨幹,因此戰鬥力極強。川軍當時拼得極凶,但幹部團拼得比川軍還凶,完全從氣勢上壓倒了人數遠遠佔優的川軍。毛主席在看到川軍凶猛的進攻硬生生被幹部團壓垮,興奮地對左右說:“打得好,幹部團立了功,陳賡可以當軍長!”但此戰後,他獲悉幹部團有些傷亡,又心疼不已,認為幹部團的學員是紅軍寶貴的財富,以後要謹慎使用。

此戰結束後不到1個月,紅1方面軍在二打遵義的戰鬥中又和國民黨吳奇偉部陷入了僵持。關鍵時候,幹部團的加入立刻使戰場形勢發生逆轉。全線崩潰的吳奇偉部一直被追到烏江邊。驚慌失措的吳奇偉為擋住幹部團的追擊,沒等自己的潰兵全部過河便下令砍斷了浮橋。結果沒能渡江的3000餘部屬成了紅軍的俘虜。

1935年4月底,紅軍佯攻昆明,誘使防守金沙江的滇軍回援。紅1方面軍必須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戰機迅速渡過金沙江。周恩來親自給幹部團下達了作戰命令。劉伯承親率幹部團第1梯隊強行軍160裡,消滅了皎平渡兩岸的敵人,控制了渡口。為了奪取威脅渡口安全的通安縣城,陳賡率領幹部團第2梯隊在陡峭狹窄的山路上急行軍。山路的一邊是猛烈的火力,另一邊是萬丈絕壁。一番激戰之後,幹部團以4死6傷的代價斃敵數百人,佔領了通安縣城。

此役結束後,幹部團得到了中革軍委的通報嘉獎。而川軍一聽到頭戴鋼盔的紅軍和那個戴眼鏡的“司令”(陳賡)便望風而逃。此戰結束後,素有“戰神”之名的劉伯承感嘆道:“這支部隊真過硬。幹部團的同志怎麼能一天走這麼遠的路呢?他們不但走到了,居然還打了勝仗,靠的是什麼?靠覺悟,靠黨。”

1935年6月,紅1方面軍和紅4方面軍勝利會師後,中革軍委於7月下旬決定將幹部團與紅4方面軍的軍事學校合併,成立紅軍大學。幹部團許多指戰員被補充到主力部隊擔任指揮幹部。紅1方面軍到達陝北後,原幹部團和陝甘紅軍學校合併,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學校。

幹部團雖完成了歷史使命,但陳賡卻從此進入了毛主席的視野。中央紅軍到陝北後,他任命陳賡任紅13團團長。這個團由紅3軍團縮編而成。1935年12月,他又提拔陳賡為紅1師師長。這個師可謂紅1軍團的精華所在。

1937年,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由於國民黨方面只肯給3個師的番號,因此紅軍幹部基本都降級使用。但陳賡卻成為129師386旅旅長。要知道,能在抗戰初期的八路軍中當上旅長的,大多是原紅軍的軍級幹部。陳賡不降反升,足見毛主席對他的器重。陳賡履職後,不負毛主席信任,率386旅打得有聲有色。

解放戰爭中,陳賡的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名份上屬晉冀魯豫野戰軍建制,實際上直接受中央軍委指揮,先是在晉南,後又在豫西負責單獨一個戰略方向上的作戰。甚至在陝北危急時,毛主席甚至一度有過調陳賡部馳援陝北戰場的打算,足見他對陳賡的指揮能力頗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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