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賢，一群從鄉村走出去的精英，或致仕，或求學，或經商。鄉賢教化鄉民、反哺桑梓，對凝聚人心、促進和諧、構建鄉村傳統文化大有裨益。鄉賢文化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不同鄉賢在各自領域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歷史上，龍文就走出了眾多鄉賢：他們或科舉高中，叱吒政壇；或參加革命，締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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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文鄉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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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推出第四期
抗日將軍——陳鴻文
▲陳鴻文在馬來西亞
引子：“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撥動了海外遊子的心絃。陳鴻文，這位遠在重洋(馬來西亞)、年已花甲、孑身一人的國民黨將軍，靜靜坐在書桌前，一遍又一遍聽著收音機，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靜。同年9月14日，陳鴻文將軍再也抑制不住思鄉的煎熬，毅然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後的決擇——回國。他，國民黨軍隊高階軍官中響應《告臺灣同胞書》迴歸漳州(大陸)的第一人。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
核心人物：陳鴻文(1906-1980)，又名陳文藩，陳炳其、陳文琳。龍溪縣郭坑鄉汐浦社(現漳州市龍文區郭坑鎮口社村)人，家住漳州市陸安東路147號(現為新華東路141號)。他自幼秉承“耕讀傳家”祖訓，勤奮好學，以優異成績考上了龍溪中學。1924年就讀上海法政大學，與史良為同班摯友，關係甚密。1927年留學日本，就讀明治大學。1931年畢業回國，任廈門中華中學教師。
1932年，十九路軍入閩，經蔡廷鍇邀請，他先後擔任廈門警察局局長(一說，廈門公安局局長，也有一說，思明分局局長)、南靖縣縣長等職。1934年再次留學日本，就讀日本士官學校。1937年6月畢業後，任廣西第五路軍少校參謀。不久，陳鴻文被調重慶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第二廳工作。1939年，日軍進犯潮州，他受蔡廷鍇請調之命，趕赴廣東，立下了“死守揭陽”軍令狀，有力阻擊了日軍進犯，擊落了一架日機，受到了上級嘉獎。1940年調回重慶中央軍令部第二廳。1942年，陳鴻文調至江西，任顧祝同部第三戰區高階參謀。1944年，調至福建防守沿海，任少將參謀長。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陳鴻文毅然辭職，解甲歸田，參與地方事務。
1949年8月，陳鴻文離漳赴港。1956年，他轉赴馬來西亞砂嘮越婆嘮洲，任美里中華中學、沙撈越師資培訓學院教師，1969年退休，但仍被聘用留任。(期間，陳鴻文一直保留華僑身份。)在馬來西亞，他全身心投入到辦學育人事業，培養造就了大量有為人才，譜寫了他樂於為師，勤於育才的人生美麗樂章。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1979年9月14日，陳鴻文孑然一身，踏上了漫漫回國返鄉探親之路。探親期間，他與家人骨肉團聚，暢敘別後思鄉懷親之情，眼看子孫滿堂，其樂融融，百感交集。適逢國慶三十週年，他受到了漳州市人民政府誠摯的邀請和熱烈的歡迎，此舉徹底打消了他久埋心中的顧慮和擔憂。為此，他覆函馬來西亞古晉中華總商會黃文彬先生，決定落葉歸根，安度晚年。翌年元月3日，陳鴻文因長期思鄉懷親過度，導致心力衰竭，安然離世，享年74歲。
負笈求學
1924年，陳鴻文考進了上海法政大學(校址在打浦橋金神父路，現瑞金二路450號)。在這裡，他成了史良的同班摯友，倆人志同道合，關係十分密切。
▲金神父路450號(現瑞金二路)上海法政學院
據載，上海法政大學(後更名上海法政學院)，1924年9月(民國13年)，國民黨元老徐謙奉孫中山指示，懷抱“皇權已去，未來中國必定共和法制”的理念，與沈義彬、張一鵬、黃鎮磐、劉邠、沈銘昌等人在原上海女子法政學校的基礎上創立的(注：上海女子法政學校初創時校名上海女子法政學堂，校舍在成都路。由柴春霖、閔蘭言、李華書等人於1912年2月創辦，時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特批5000元為校開辦費)。校長徐謙、副校長張知本。原校址在打浦橋金神父路(現瑞金二路)450號，後遷址到辣斐德路1195號(現上海理工大學復興中路校區)。
據載，1926年夏，上海法政大學學生因反對校長只重金錢不管教學品質的鬥爭，結果4個同學被開除。史良對此憤憤不平，登臺與校長對質，替4位被學校開除的同學辯護，弄得校長理屈詞窮，十分尷尬。史良的大膽勇敢之舉，引起了陳鴻文等100多位同學的共鳴，他們主動與史良站在一起，結成護校團，希望脫離學校，後在校董王開疆的帶領，開始了新的學習生活。
另據，上海法政大學是私立學校，財政無保障，1926年初夏，一百多位同學對校方不滿，希望脫離學校，這其中就有後來成為著名民主人士、新中國首任司法部長的史良、國民黨福建保安司令部、閩南保安縱隊少將參謀長陳鴻文。學生希望校董王開疆先生另立新校，發展教育事業。王開疆感到同學言詞懇切，便通過同盟會元老褚輔成邀請章太炎、董康(綬經)等人聯絡王寵惠、蔡元培、馬君武、趙晉卿、陳霆銳、吳凱聲、李祖虞、于右任、蔣保釐、樊發源、季忠琢、陶本厚、施瑾、王孝師、王立功等社會賢達在上海西藏路一品香旅館二樓79-80室舉行發起人會議，議定新成立“上海法科大學”。並初定章太炎、董康兩位擔任正副校長，由章、董兩人聘請國內學界名人士如李祖虞、陸鴻儀、陳霆銳、蔣保釐、潘大道(力山)等任學校各科敎授。後確定王開疆為校務主任，潘大道為教務主任，褚輔成為校董參與籌備。在法租界南陽橋北首敏體尼蔭路(現西藏南路北段)415號設上海法科大學籌備處。
不久，章太炎堅請辭去校長職務，王開疆亦正任北京法科大學教務長離開上海，董康感到獨力難支，乃邀請王正廷、錢新之、沈鈞儒等諸位組織校董會，由王正廷、李根源、于右任、褚輔成、沈鈞儒、錢新之、陳陶遺、吳凱聲、李祖虞、陳霆銳、許俊人、趙錫恩、傅為忱、馬君武等人組成新的校董會，後增補蔡元培為校董。
1926年10月召開校董會，通過上海法科大學組織大綱，推舉褚輔成任校董會董事長，董康為校長，潘大道為副校長主事校務，11月7日舉行了慶祝上海法科大學成立大會。學校成立之初有教授20餘人，學生300餘人，其中有部分教師、學生來自上海法政大學。學校分設大學、專科、預科三部。北伐戰爭勝利發展的時候，該校參加革命工作的師生很多，因此校譽蒸蒸日上。(見錢浩然《復旦大學分校校址之前身的上海法學院》一文，2013、9、3)
▲蒲柏路479號至483號(現太倉路)上海法科大學，1926年9月6日首屆開學典禮
▲從左至右：徐謙、張知本、褚輔成
▲從左至右：王開疆、董康
▲北伐時期，上海法學院學生離校出發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期間，陳鴻文受史良的影響，不僅閱讀了大量有關馬列主義著作和進步書籍，而且積極參加各種進步活動。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志向，使陳鴻文成了史良的知心朋友。據陳乃旅(陳鴻文之長子)回憶說，1972年——1977年期間，黃純(注：漳州市電影站工作人員與我當年是同事)曾親口對我說，當年他參加土改時，到過汐浦村，在清查我父親住的房間過程中，發現閣樓上的夾層中藏著大量的馬列主義著作和一些進步書籍。當時，他十分不解，一個國民黨軍官怎麼會珍藏這麼多馬列著作和書籍？我也感到納悶，父親這樣做的目的到底是為什麼？今天回想起來覺得，這些書籍應該是父親當年在上海閱讀後留下的。陡然間也明白了父親對三個姐姐命名(大姐陳蘇菲(1931年，漳州，仍健在)、二姐陳維菲(早卒，廈門，不詳)、三姐陳愛(與“埃”諧音)菲(1934年出生，漳州，已去世)，意指“蘇維埃”)中所蘊含深意和期冀。如此看來，他年輕時候就已經嚮往革命。只不過，這個導火線直到1979年全國人大委員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之後才被重新點燃。這也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能夠衝破重重思想束縛，打碎禁錮在身上的精神枷鎖，第一個敢於從海外迴歸祖國的國民黨漳籍軍官的主要原因。
▲自上而下：陳蘇菲、陳愛菲、陳乃旅、陳孟釗
1927年6月，陳鴻文法科大學畢業後，因為是私立大學，無法獲得教育部頒發的律師證明(注：1930年，上海法政大學更名為上海法學院，經教育部批准立案，畢業後即可取到律師證明)，為此，他決定繼續學業，爭取早日獲得律師證書，為民請命，伸張正義。
▲上海法科大學畢業文憑
1927年底，他東渡扶桑求學。在日本，他選擇了明治大學，繼續攻讀法律。明治大學，日本著名的一所頂尖私立大學。由岸本辰雄，宮城浩蔵，矢代操三人創辦於1881年，是東京都內五大名門學府“MARCH”中的一員(分別為M明治大學、A青山學院大學、R立教大學、C中央大學和H法政大學)。同時也是日本文部科學省國際化據點整備事業的13所重點大學之一，在日本國內享有極高的聲譽。清末以來曾是中國留學生求學重點大學之一。周恩來及國民黨元老林者仁、馬超俊、鄧青陽、樑肅戎等都曾在此求學。為此，他十分珍惜這次學習機會。
▲1917年9月，周恩來赴日本求學，這是他與留日同學合影，後排右一為周恩來
棄教從政
1931年，陳鴻文畢業回國後，在廈門中華中學任教，這是他走上社會，手執教鞭從師生涯的開始。時任校長王連元(也有稱王良元)，對於這位求學上海時相識的閩南老鄉，後留學日本的法律專才青睞有加。王連元，泉州市晉江縣沙塘人，江亢虎(中國社會黨領袖，曾予毛澤東早年思想影響最大的一個“社會主義”前驅者，後淪落為大漢奸)創辦的上海南方大學學生，獲法學士學位，廈門中華中學校長，歷任福建省教育廳教育督導員，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黨務專員，廈門市黨部書記，廈門市參議員等職。
在中華中學，陳鴻文熱心杏壇，樂以從教。他本以為自己可以安守樂道，終生以教職為業，沒想到，半途突起波瀾，改變了他一生軌跡(1932年，十九路軍入閩，陳鴻文應蔡廷鍇之邀，棄教從政，先後擔任廈門警察局局長，南靖縣縣長等職)，書寫了他璀璨斑斕的人生新一頁。
十九路軍入閩，旨在剿匪滅共，鞏固國民黨政權。沒想到，最後卻發展成了一場針對蔣介石的政變。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獨具特色的政治事件,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和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之一。
原來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本派陸戰隊登陸上海，十九路軍奮起迎戰抵抗，因而成為聲名大噪的抗日軍隊。後來日本多番增援，蔣介石亦派出中央軍共同作戰。最後事件以外交談判解決，第十九路軍從上海撤離，開赴福建剿共。(注：1932年4月，中國工農紅軍東路軍攻打漳州，將福建剿匪司令張貞的第四十九師打得落花流水。)6月，19路軍陸續入閩後，蔣介石整肅、收編了張貞、陳國輝、盧興邦等雜牌地方部隊，並舉兵進佔閩西蘇區和閩南遊擊區，在軍內外進行反共活動。年底，蔣介石改組福建省政府，任命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鼐為省主席、軍長蔡廷鍇為駐閩綏靖公署主任兼19路軍總指揮。
▲1933年閩變期間駐紮於福建的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
1933年6月1日《塘沽協定》簽字後第二天，蔣、蔡在福州發表通電,反對蔣介石對日妥協、出賣華北。接著又在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的影響下和“剿赤”軍事失敗的刺激下，放棄了抗日與“剿赤”並行的方針，十九路軍代表陳公培和紅軍代表彭德懷在南平王臺簽訂停戰協定，劃分“國界”，並於10月26日派代表至江西瑞金與中國工農紅軍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為事變的發動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3年蔡廷鍇在廈門鼓浪嶼水操臺留題
11月20日，蔡廷鍇、蔣光鼐等聯合李濟深、陳銘樞等各地抗日反蔣人士，在福州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人民權利宣言》，宣佈與蔣介石國民黨決裂，公開舉起反蔣抗日的旗幟。22日，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推選李濟深為主席。這一事件史稱“福建事變”或“閩變”。
▲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成立合影
為加強對福建(人民政府其政令僅侷限於原福建省國統區)有效掌控，使之成為堅強穩固的反蔣抗日基地，12月13日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閩延興龍四省正副省長人選及劃分四省界限》，重新調整地方政制，即將原福建省分為閩海、延津、興泉、龍汀4省；福州市、廈門市作為特別市，實行市長制。閩海省。省長何公敢、副省長阮叔清。下轄閩侯、長樂、福清、連江、羅源、古田、閩清、屏南、永泰、平潭、霞浦、福鼎、福安、寧德、壽寧等15個縣。延津省。省長薩鎮冰(未到任)、副省長郭冠傑。下轄南平、沙縣、將樂、順昌、永安、尤溪、建甌、建陽、崇安、浦城、松溪、政和、邵武、光澤、泰寧、建寧等16個縣。興泉省。省長戴戟(未到職)，副省長陳公培。下轄莆田、仙遊、晉江、南安、安溪、惠安、同安、金門、永春、德化、大田、思明等12個縣。龍汀省。省長許友超(未就職)，副省長徐名鴻。下轄龍溪、漳浦、海澄、南靖、長泰、平和、詔安、雲霄、東山、華安、龍巖、漳平、寧洋、永定、上杭、武平、連城、清流、明溪、寧化、長汀等21個縣。廈門市。市長黃強。劃分省區實行新省縣制度後，又相繼派出得力人員為各縣縣長，再由縣政府指派各區鄉革命分子為各該區鄉特派員。
據載，為有效加強地方政府管理，蔡廷鍇採取了“閩人治閩”辦法，網羅了一批精英人士參與新政府的管理。如龍汀省的龍溪縣縣長陳卓凡(注：廣東人，早年在閩南頗有聲望)、漳浦縣縣長陳祖康(旅法的漳平人、第三黨成員)、南靖縣縣長陳鴻文(龍溪人、留日法律人士)，龍巖縣縣長傅柏翠(素有“閩西傅先生”之稱的知名人士)。等等。(見《福建事變始末》，吳明剛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關於陳鴻文出任南靖縣縣長一職。據陳乃旅回憶說，他母親曾告訴過他，當年，蔡廷鍇曾專程到家裡邀請我父親出山，幫助他開展工作，我父親經不起人家的好意，答應了(“同意”的意思)。另據載，1933年9月，陳鴻文擔任南靖縣縣長(見《南靖縣誌》，鄭豐稔總編纂(民國稿本)，南靖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整理，1994年及《民國時期漳州所屬各縣歷任知事、知縣名錄》)以上的記載中，他們的任職時間是不太一致的。但這並不影響陳鴻文擔任南靖縣縣長一職的事實。
▲福建省政府大門，攝於三十年代初(現省府路1號)
12月26日，漳州全體機關、社團、工廠、商店、學校，一律懸掛上紅下藍中央嵌著一顆黃色五星的新國旗，各界人士和民眾萬餘人聚會馬肚底，慶祝中華共和國成立。1934年元旦，漳州地方軍政當局，在漳州東阪後(今青年路)禮拜堂舉行“龍汀省人民政府”成立典禮。出席典禮的有中華共和國主席李濟深、文委會主席陳銘樞、財政部長蔣光鼐、軍委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蔡廷鍇、經委主席餘心清、外交部長陳友仁等，徐名鴻副省長率全體政府官員在此宣誓就職。龍汀省政府下設財經、文教、工農運動三個委員會，在閩西設第二辦事處。蘇區派黃青(即黃火青)為蘇維埃政府駐龍汀省的領事。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漳州十九路軍總部之前門”(今漳州大酒店周圍)
不過，曇花一現的“福建人民政府”經歷，差點要了他的命。據陳鴻文四女兒陳西渝回憶說，她母親曾告訴過她，十九路軍兵變失敗後，國民黨憲兵到處抓捕“閩變”高階分子及十九路軍將官。一天，他們搜捕到涼仔街家裡。一進門，這些人凶神惡煞地問，“誰是文藩(即陳鴻文別名，時人皆以‘鴻文’稱之，故‘文藩’之稱呼幾乎無人知曉。)？”此時，正在前院的陳宗藩(即陳鴻文結拜兄弟，地方紳士、律師，素有“通城虎”(指“吃得開”意思)之稱)隨即上前答道：“我是，什麼事……。”(國民黨憲兵誤以為‘宗藩’與‘文藩’即是同一個人，宗藩也誤以為他們找的是他本人。也有一說，宗藩明知他們找的不是他，故意出來冒名頂替的，因為他以為憑藉他的身份，是不會有問題的。)話音未落，只見他們不由分說，舉槍就打，一聲槍響，陳宗藩中彈倒地，隨後他們四處查詢，待確認再也查不出任何蛛絲馬跡後，只好悻悻而去。原來，正在後院的陳鴻文一聽槍響，覺得情況有異，急忙從後院的廁所翻牆逃走，朝著廣東方向撤退的十九路軍隊伍追去。
東瀛習武
一次逃亡，意味著一種新生活的開始。陳鴻文隨蔡廷鍇先生等十九路軍部分將領一起出走廣東，到達香港，爾後，又折轉投靠廣西李宗仁，從而拉開了他人生新生活的序幕。據陳濟棠回憶：當時兩廣討論應付的情形：“當(福建)事變發生數日後，餘即在西南政務委員會，提議通過反對此次事變之議案。當會議進行之際，李宗仁曾持異議，謂不可遽而通過，主張暫靜觀其變，餘事先已接獲情報，謂李與閩方已早有默契，今觀此而益信。餘遂決意及早表明餘之態度，故不顧李之反對，力主通過，眾亦贊同之。”(注：陳濟棠：《陳濟棠自傳稿》，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4年版，第51-52頁。)從中足以看出李宗仁與十九路軍之間非同尋常的關係，這也是為何十九路軍兵敗福建後會選擇投奔廣西的主要原因。據載，十九路軍主力被中央軍擊破，部分則向中央軍投降。其中在這次軍事鎮壓行動中，張治中奉命出征，並在古田和平接受十九路軍守城部隊的投降。只有少量十九路軍軍官到廣西投靠李宗仁重組，其餘被收編之部隊中級以上軍官全被更換，十九路軍番號亦被取消。(見吳明剛著《福建事變始末》)
1934年在廣西，陳鴻文經蔡廷鍇舉薦，加上他豐富淵博的學識，此前的留日經歷，使得他頗受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賞識，推崇，也是他們慧眼識英才推薦他上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原因之一。“他鄉遇故知“。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曾擔任十九路軍旅長、中華共和國第六軍軍長(‘閩變’期間駐紮在安溪)的翁照垣受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委託，正在廣西招募原十九路軍舊部成立廣西第一師(注：1936年任廣西南寧第六十師師長，駐守北海)，獲悉陳鴻文考取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後，專程到桂林會晤鼓勵他。兩人由此結下了深厚的同事校友戰友情誼。誠然，如果說陳鴻文第一次留日求學，考慮的更多是自己(目的僅僅只是為了掌握、運用法律知識)，那麼第二次東瀛留學，他已經跳出狹隘個人主義思想框框，著眼的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師夷長技以制夷”，報效國家，成了此次的唯一目的。任重而道遠，艱鉅而神聖。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Imperial Japanese Army Academy),簡稱“陸士”為日本陸軍軍官(注意，是少尉軍官，而非軍士)養成之軍校，日語的“士官”等於漢語的“軍官”，俗稱“將校”。漢語的“士官”在日語稱為“下士官”。
該校於日本明治維新期間開辦，前身是1868年8月開辦的“京都軍校”，於1874年正式成立。為著名的軍官學校，1945年戰敗投降後，日本士官學校被撤銷，期間共開辦61期，培養軍官36900名，其中有6人擔任過內閣首相。自1898年起，該校開始歉收中國清政府選送的學員起，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止，據不完全統計，前後計有29期、1600餘人。雖然留日士官生的總體數量不及保定和黃埔學生，但是其歷史作用卻不容忽視。作一個最早接受近代軍事教育的群體，留日士官在清末至民國初年的中國軍隊近代化過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使中國軍隊不僅從裝備上，而且從編制、訓練、體制和思想上從中世紀走向了近代。正如郭榮生在《校補“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民國留學生名薄”記》中所述：“多數(留學生)在中國軍事政治上膺負重大責任，居佔衝要地位，發生極深遠之影響。”
該校畢業生均是日本近代軍隊的骨幹，近代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中的陸軍軍官無論大獎還是少尉，幾乎都曾在該校學習過。如東條英機、小礬國昭、杉山元、畑俊六、岡村寧次、阪垣徵四郎、白川義則、寺內壽一、土肥原賢二、梅津美治郎等等。而抗日戰爭的著名中國將軍，也不乏在此留學畢業者，如閻錫山，何應欽、楊傑、朱紹良、賀耀祖、劉士毅、何柱國、錢大鈞、湯恩伯、程潛等等。
▲學校的部分中國學生合影
在這裡，有必要一提的是，從1898年起，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接受中國政府選送的學生同時，還專門在東京為中國留日學生設立振武學校(由成城學校武科擴建)，作為進入士官學校的預科。留日的中國學生，在這裡要學習一年，畢業之後，還要以“士官候補生”的身份，到日本陸軍中實習一年，實習合格後，才有資格升入士官學校，成為正式的士官生。陳鴻文即陳文琳就是這樣嚴格按照規定走進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而蔣介石之所以被人詬病恥笑的原因，也在於此。原來，蔣介石是1908年由保定速成武備學堂保送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預校(振武學校)第八期。1910年從振武學校畢業，編入北海道新潟縣(或為“新偶縣”)高田炮兵第十三聯隊當士官候補生。據其日記所載，“初入聯隊，已在冬季，雪深丈餘，朝操刷馬，夕歸刷鞋，勞苦一如新兵。......日本兵營階級之嚴，待下之凶，營內之清潔整齊，餘皆於此見之“。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蔣介石與張群等20多個留日學陸軍的中國學生立即回國參加辛亥革命。同年11月8日，日本外務省照會清政府駐日公使，告知這些中國留學生違犯了軍紀，日本政府已通知各陸軍學校，將他們予以開除。因此，嚴格上講，蔣介石並沒有真正進入士官學校本校。所以，在士官學校的名單中理所當然沒有他的名字。(據查，21期94位留學生名單中沒有蔣介石)不過，從形式上講至少是沒問題的(或所謂“候補生”或編外學生吧)。歷史就是歷史，我們無法假設。
據《校補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民國留學生名薄》載，陳文琳(即陳鴻文)，福建，步兵科，上海法科大學、明大法科，第28期學生(共27名)。(見資料來源：錄自“留日學生名薄”(第十版)，日華學會學報部，民國二十五年(昭和十一年)六月調查)。另據載，陳文琳(1912——？)，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八期步兵科畢業。福建人。上海法科大學、日本明治大學法科畢業。1934年10月考取公費軍事留學資格，獲得所在軍、師級司令部或軍事主官保送資助日本學習，先入日本陸軍振武學校完成預備學業，繼入日本陸軍聯隊步兵大隊實習，1935年4月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八期學習，1937年6月畢業。回國後投效軍隊，歷任初中級軍職。(出生日期、任職等有誤，為保證資料原始性，故照抄摘錄如下。見陳予歡編著《中國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將帥錄》)
三年留日生涯，陳鴻文對日本的認識更為全面具體，透徹而深邃。面對中日兩國間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他心中暗想：“中日必有一戰，且已迫在眉睫，吾應趁此機會，勤學鑽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保吾家國。”於是，他刻苦攻讀軍事書籍，細心揣摩戰術要領，以期不負將來之需。萬萬沒想到，一語成讖，揭陽保衛戰擊落敵機即是最好註腳。放寬歷史的視野，從更廣泛的時空看待中日戰爭，我們會發現這場戰爭更象是師徒同窗校友間一場智慧與力量的爭鋒與較量、博弈與對決。其實，中日戰爭的輸贏，從一開始，便早已了然。正如他的校友、師兄蔣百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3期)生前遺言：“中國對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麼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日寇妥協,最後勝利定是我們的。你不相信,可以睜眼看著。”對此，毛澤東在其經典著作《論持久戰》中也明確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林盛發）
▲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論持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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