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大毒梟杜月笙的黑白人生幼年時期的杜月笙與舊中國的苦命孩子一樣，出生於當時上海浦東的一戶平民人家，父親雖然與人合夥經營著一家米店，卻是入不敷出，賺得錢連最基本的家庭生活都不能保障，導致杜月笙的母親朱氏，只能去幫人洗衣服補貼家用。在杜月笙一歲之時，母親朱氏懷了二胎，但由於長年工作，且營養跟不上，在產下一女之後，因身體極度衰弱而撒手人寰。失去母親的杜月笙，很快又失去了剛出生不久的妹妹，被父親送給了寧波的一位黃姓商人，此後不知生死，再未相見。

沒過多久，父親續絃，給杜月笙找了一個繼母張氏。兩年之後，杜月笙父親也在貧病交加中去世。還好繼母張氏善良，承擔起撫養幼小的杜月笙的責任。然而禍不單行，三年之後，張氏外出突然神祕失蹤，7歲的杜月笙成了孤獨，只好投靠外婆和舅舅家。

在那種年代，家家都是食不果腹，舅舅固然沒有拒絕投靠的外甥，但其家人對蹭吃蹭喝的杜月笙也沒有好臉色，幼小的他飽受人情冷暖。14歲之時，杜月笙再無法忍受這種生活，辭別痛愛自己的外婆，隻身跑去上海灘討生活。

童年生活給了杜月笙無盡磨難，但也讓他養成察言觀色、機靈懂事的做事風格，在上海灘他很快受到水果店鴻元盛老闆的青睞，成為一名學徒。用心盡責的他，在19歲的時候正式成了鴻元水果行的一名夥計。

此時的上海紅燈酒綠，黑幫橫行，年輕的杜月笙身處這樣的環境，不可避免受到影響，結交很多當地整日在街上敲詐勒索平民百姓的流氓痞子，並打得火熱。杜月笙的轉變，鴻元盛老闆看在眼裡，很快意識到廟小裝不下大佛，便找了一個理由辭退了他。

20歲的時候，杜月笙經人介紹正式拜師青幫“通”字輩的流氓頭子陳世昌門下。按照當時青幫的輩，杜月笙屬“悟”字輩。靠著青幫陳世昌的關係，杜月笙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個貴人-黃金榮夫婦，成為其門生中的一員。

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杜月笙發現黃金榮夫人林桂生，人稱桂生姐，精明能幹，是黃金榮的得力助手和高參，深受其喜愛。想在討好黃金榮的眾多門生中脫穎而出，就必須另闢蹊徑，於是他處處找機會討桂生姐歡心，這點在電影《上海皇帝》中也有體現。

不久機會就來了，桂生姐生了一場大病，杜月笙一直在旁邊盡心照顧，這讓桂生姐無比感動。病癒後，她經常在黃金榮面前吹耳邊風，誇獎杜月笙。隨後，杜月笙又抓住機會幹了幾件讓桂生姐和黃金榮讚賞的事情，讓他漸漸成為黃金榮夫婦心腹。

所謂心腹就是可以幫黃金榮進行祕密賺錢生意-搶奪鴉片，然而當時在上海最會搶奪鴉片卻是以沈杏山為首，被人稱為“大八股黨”的集團。他們後期又幫潮幫土商押運鴉片，收取保護費，以英租界為巢穴，定期給巡捕房賄賂，壟斷了上海的鴉片運輸業。

如日中天的“大八股黨”沒有把法租界的黃金榮放在眼裡，屢次破壞其搶奪鴉片的生意，讓黃金榮怒氣沖天又無可奈何。於是，杜月笙向黃金榮和桂生姐提出自建隊伍搶奪“大八股黨”運輸鴉片的生意，得到兩人的贊同。

很快，杜月笙就網羅了一幫亡命之徒，建立起一支隊伍，被人稱為“小八股黨”。他們手段彪悍毒辣，經常利用“大八股黨”在護送煙土過程中的種種漏洞屢屢得手，讓後者在多次打擊之後心力交瘁、疲憊不堪。

沒過多久，英國迫於輿論的壓力，在上海租界開始禁菸（鴉片），這迫使在英租界做鴉片生意的潮幫土商只得另覓新地盤。趁此機會，黃金榮請求法國總領事開放法租界的鴉片公賣，吸引鴉片商販來做生意，得到允許。於是盛行於英租界的鴉片生意開始往法租界轉移。

通過搶奪鴉片的事件，杜月笙領導的“小八股黨”在上海聲名鵲起，也讓大量財富流進了黃金榮和杜月笙的腰包。1925年，黃金榮和杜月笙又聯合另外一個流氓頭子張嘯林，在法租界與軍閥當局庇護下，成立了主要做鴉片生意的三鑫公司。

鴉片生意不僅讓杜月笙大發橫財，也讓他成為三鑫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同時還兼任著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勢力和地位已經達到與黃金榮分庭抗禮的地步，兩人與張嘯林三個人成為上海灘上顯赫一時的“流氓大亨”。

這三人中，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屬於目光短淺之輩，而杜月笙會做人，因此到後來，逐漸形成了以他為首，打著公司的名義，販賣鴉片、開設賭場，逼良為娼，橫行霸道的黑幫集團。而杜月笙用這些不義之財，又籠絡社會各階層人物，從政治要人到文人墨客，無所不有。

就這樣，從水果行學徒到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依靠著鴉片毒品生意完成逆襲，成為跺跺腳就能讓上海抖三抖的人物，被人們稱為上海灘的“厚黑教主”。

杜月笙在法租界成立的三鑫公司第一大業務是為中外鴉片商販在租界內提供保護，收取費用。無論來自哪裡的鴉片，只要進入了上海，就要向三鑫公司交給鴉片價值10%的保護費。當然如果鴉片被搶劫偷盜，商販們就可以獲得賠付。

三鑫公司的另一業務是壟斷法租界的鴉片生意，即必須得到認可才能銷售。這意味著凡是在租界販賣鴉片，都必須向杜月笙、黃金榮和張嘯林交稅。光是鴉片保護費和稅收，三鑫公司就已經日進斗金，但這一切對於杜月笙來說遠遠不夠，他又開展多項針對鴉片的收入。

由於法租界可以公然售賣鴉片，因此租界內鴉片煙館遍地林立，於是當局規定每家煙館都必須根據煙燈向三鑫公司繳納“煙槍捐”，也就是保護費。一旦有煙館少報隱瞞，輕則罰款，重則吊銷執照，停止營業。

以上還只是針對煙販、煙館的費用，三鑫公司實際上還直接參與鴉片販賣。由於其擁有強大的政治背景和經濟實力，他們經常操縱著當時上海鴉片的價格漲落。與此同時，三鑫公司還與中國各地軍閥合作，把鴉片銷往軍閥統治的防區，同時也包銷軍閥運過來的鴉片。

三鑫公司的生意火爆也讓很多人眼紅，例如之前被杜月笙領導的“小八股黨”打壓的，以沈杏山為首的“大八股黨”多次糾其人員與其展開力戰，雖然每次都未佔到上風，但也讓三鑫公司受到了很大的衝擊，生意開始下滑。

於是由會做人的杜月笙牽頭，把沈杏山拉入利益圈中，與黃金榮結為兒女親家，平分鴉片利潤，於是雙方很快就化敵為友，繼潮幫土商之後，“大八股黨”正式歸併於三鑫公司，成為利益共同體，一致對外。

此後，三鑫公司的鴉片生意不僅在法租界門庭若市，更是滲透到公共租界，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整個上海的地下鴉片市場。而杜月笙、黃金榮和張嘯林依靠公司，每年都可以分紅數百萬元，而鴉片稅也成為當時法租界最重要的財政收入。

如果只是在法租界呼風喚雨，杜月笙充其量也只算是偏隅一方的人物，這對於懷有遠大的志向的他來說，肯定是不滿足的。1927年，杜月笙涉足政治，投身國民政府，協助蔣介石發動412政變 ，誘騙殺害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

作為回報，蔣介石把杜月笙、黃金榮提升到地方領袖、黨國要人的地位，並展開了更深入的合作。第一步合作就是“禁菸”，名為禁菸，實則官方專營販賣，這也是蔣介石為了籌集軍費採用的“寓禁於征”政策開端。

根據南京國民政府全國禁菸的規定，鴉片煙癮者每年要繳納30元的註冊費，一般公民是12元，然後就可以在禁菸局買到鴉片煙並可免被拘留，那些臨時吸食的人則每袋徵收0.3元。這一“禁菸政策”使得吸食和銷售鴉片在華東一帶再次成為合法而公開的生意。

鴉片為國民政府帶來豐厚的利潤，僅1929年，從上海、江蘇和浙江三地就徵得1600萬元禁菸稅。然而政府直接參與販毒名聲終究不好，蔣介石希望在民間找一個商業合夥人，轉移視線，而在法租界有鴉片生意經驗的青幫頭子杜月笙無疑是最佳人選，於是雙方一拍即合。

為了便於掛職，杜月笙被蔣介紹授予少將軍銜，並任命為上海禁菸局負責人。由毒販領導的禁毒局，結果可想而知。背靠蔣介石給予的官方毒品專營渠道，杜月笙比以往更賺錢，當然也為國民政府籌集到了更多的軍費。

杜月笙是一個知恩回報的人，他明白自己的前程與國民政府是密不可分的，於是在賺了大量財富後，他於1935年，向美國柯蒂斯·賴特公司訂購了120架軍用飛機，全數捐贈給國民政府。次年，為了慶祝蔣介石50大壽，又送私人飛機一架，並命名“上海禁菸號”。

在經營著鴉片生意的同時，杜月笙也與時俱進，開始籌建當時流行的新毒品嗎啡工廠。他先在南京與人合夥，僱用工人300多人，採購先進裝置，製作出純度較高的嗎啡（即初代海洛因），銷往全國各地。

1931年，杜月笙在浦東的老家建成杜氏祠堂，轟動一時，據稱有8萬人參加了落成慶典。蔣介石親送 匾額“孝思不匱”祝賀。然而，杜月笙的目的卻是用豪華的祠堂為幌子，成立遠東最大的地下海洛因加工廠。

此外，杜月笙還與各地方軍閥開展合作，進行製毒販毒。例如與川軍將領範紹增合作，在其防區內開設海洛因加工廠，前者負責鴉片原料和安保，後者負責裝置、技術和銷售。不久，杜月笙又在重慶新開分廠。

到了後期，杜月笙的毒品除了在國內販售，又開始伸手進入全球市場。而他的背後是得到了上海的法租界當局的支援，他製作的海洛因都是通過法國總領事的官方渠道進入法國大城市及殖民地，構成了一個從上海到河內、西貢、進而直到馬賽黑社會的陰暗交通網。

這個強大的販毒網路，後期又從法國擴充套件到加拿大、美國和拉美各國。當時的美國政府曾經收繳過大量外包裝打著（中國）全國禁菸局的官方印記的海洛因毒品，足以見杜月笙的毒品銷售渠道的強大。

據傳聞，巔峰時期，杜月笙控制了全世界鴉片、海洛因等毒品總量的40%，雖然誇張成分居多，但也從側面證實其大毒梟的身份。終其一生，杜月笙都沒有離開過販毒生意，即使在抗日戰爭期間，杜月笙也從未停止，多次與戴笠合作在港、渝之間運送毒品數目不菲。

雖然，杜月笙一生汙點無數，但在抗日戰爭期間的表現，著實讓人刮目相看，不僅拒絕日本的拉攏誘惑，還力勸其他兩大亨不要做漢奸，並且在香港出錢出力資助各方的抗日工作，還號召幫內門生參加抗日別動隊親赴戰場。

從這一點來看，黑道出身的杜月笙心懷民族大義是難能可貴的，這也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亮點。但不能否認，終其一生的販毒行為，是導致中國成為當時世界最大毒品消費國的“幫凶”，讓“全民吸毒”的中國社會越陷越深，這個罪孽是永遠無法洗刷乾淨的。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在香港的杜月笙原本以為自己是有功之臣，重返上海會得到蔣介石的重賞，沒想到看到的卻是“杜月笙是黑勢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的標語口號，他明白自己被蔣介紹拋棄了，於是便有了著名的“夜壺論”。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再三邀請杜月笙去臺灣，但他早已對其心寒，婉拒了邀請。但杜月笙知道自己也不可能留在上海，身上揹負的血債累累，他選擇了去號稱自由港的香港，餘生再也沒有回過上海。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走完自己傳奇的一生，在香港病逝，終年63歲。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