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有研究中，小說《人生》中的最後一句話“我的親人哪”一直沒有得到準確的闡釋，研究者一般認為這是一種良心自責的感喟，一種年少輕狂後幡然醒悟的悔恨，一種道德越軌的負罪心理，或者是一種對人生價值辨識不清終至自嘗苦果的悲痛心理，或者是一種報應臨頭卻被鄉民無私包容的感激心理。

還有少數人認為這純粹是大而無當的慨嘆，令人費解。對此，路遙認為“至於高加林最後那一聲沉痛的呼喊……這聲喊叫混雜著人物許多複雜的情緒……其中主人公的難言之隱一般讀者即可體味”。

從作者的意圖來看，高加林的這聲呼喊應該凝結著感喟、負罪、悲痛、感激等種種複雜的情緒，但路遙並沒有說明的是高加林的“難言之隱”究竟是什麼，是無顏面對村中父老的惶恐？還是無顏面對巧珍的羞愧？是無顏面對德順爺爺等鄉村道德守望者的驚懼？還是眾目測測中依舊心不甘、淚不幹的孤獨？

但就“即可體味”這四個字而言，又似乎在暗示除非有同等遭遇者才能心照不宣，除非有同樣地緣情結者才能獨自垂憐。這樣看來，破解這句話的密鑰不在別處，而在路遙並未示人卻能在同行者那裡彼此會心的特殊感受。而這種特殊感受只有和路遙自身的艱難成長聯繫在一起，才是可靠闡述的基本前提。

我們知道，“路遙投身文學的直接衝動，與當時困厄的生存狀態有關”。

1970 年夏，苦於仕途與愛情的雙重打擊，路遙無奈在延川鄉下做民辦教師。幸得當時延川縣委通訊組曹谷溪的幫助，將路遙以農民身份抽調到縣委通訊組接受培訓，後又將其正式調往延川縣文藝宣傳隊。這時的路遙雖還是以農代幹，但在事實上已經具有了“半公家人”的身份性質。接著，他開始從事縣級《山花》小報的編輯工作。

1973 年又在時任延川縣委書記申昜的直接幫助下，被推薦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就讀，繼而在畢業後分配至西安《延河》雜誌社工作，這才完成了從農民到幹部、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業戶口到非農業戶口的徹底轉變。

路遙的成長本身就是一系列因素的偶然碰撞，蘊含著時代、社會、個人的多重合力。路遙的成功對當地文藝青年影響極大，其他《山花》作家群也是本著最樸素的改變生存狀況的執著願望步入文學創作的行列，海波曾言，“驅動他們舞文弄墨的直接動機是改變生存環境，想以此架一條橫跨城鄉之間、工農之間深壑的懸索”。

這裡，海波只是單純強調了個人因素的作用，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陝北地域文化對這些農裔文學青年的深刻影響。與其他地方相比，陝北因生存環境窘迫故崇文之氣甚濃，尤其是延川縣，民國時便“文風之盛，甲於一郡”。

正因此地崇文之風濃，故一旦發現文學新苗便攜手幫扶，如曹谷溪之於路遙；一逢有才之士便舉全縣之力來推薦深造，如延川縣委之於路遙；也可因一人成名而全縣共榮，甚至陝北共榮，如延川人常稱“我們的路遙”。

對此，王安憶曾困惑不解，“想不到一個作家跟他生活的土地上的人民有如此深的交情：即使魯迅在世，浙人也不會說我們的魯迅”。由此可見，陝北地域文化的純樸內質和尚文傳統，是路遙等一批陝北文學青年脫下短褐、換上制服的內在動力。即使外域人士如北京知青陶正，也對陝北文化的包容性深情訴說。

至於路遙等人的陝北情結，則因生於斯長於斯、幸運於斯成功於斯，其情更烈，其意更濃，其思更深。這樣來看，《人生》結尾處高加林的那一聲呼喊，其實凝結的是陝北地域中土與子之間一種深刻的內在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