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冠》在技術手法上無可挑剔。

設想一下，如果影片不是由香港導演執導的話，那麼這個電影純粹是一部枯燥乏味的紀實電影。

而這種拍攝企圖正成為中國電影當下的流行趨勢。

香港導演提供了電影需要的起承轉合的基本技巧，建構起整個電影必須擁有的視覺營造，這已經是一部電影基本能夠達到其完成度的前提指標，而至於電影的內在邏輯上是否自成體系、獨立成篇，顯然已經難以投入更大的精力去考量了。

僅僅由香港導演運用他們嫻熟的電影技法而打造出的電影的表象衝擊力，就已經能夠支撐住一部電影了。

《奪冠》正是源於這樣的思路。

在這之前，香港導演對主旋律電影的全面滲透與介入，已經成為中國電影的一種新氣象。徐克導演《智取威虎山》、林超賢導演《紅海行動》、劉偉強導演《建軍大業》，這些影片的成敗與否，都無法掩蓋香港導演給予這些影片注入了足夠的視覺奇觀，成也港導，敗也港導，最終反映出的是，香港導演在打造前臺的火爆的同時，後續的邏輯跟進上，恰恰是他們的弱項。

與《奪冠》相似的一部可以歸屬於體育類的影片，當數2019年公映的由香港導演李仁港導演的《攀登者》。

儘管《攀登者》裡聚焦的是一起共和國曆史上重要的熱點事件——首次攀登珠峰，但香港導演的介入，讓電影成為一部動作片，影片裡的時代資訊載體，可以說是錯訛百出，根本沒有反映出是一種什麼力量支撐著攀登員冒死上行，無所畏懼，但這並不影響香港導演在影片視覺效果上的煞有介事。

同樣，《奪冠》瞄準的也是一起幾乎與中國運動員登頂珠峰相類似的體育事件，但是，它與《攀登者》同樣面臨的一種尷尬，就是在再現電影里人物的精神內質上，採取了一種虛與尾蛇、前後衝突的內涵灌注。

可以看出，《奪冠》中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看待“中國女排”精神。

影片在開首部分，把女排精神歸結為八十年代中中國人迫切需要有一個提振全民族士氣的社會氛圍，由這種氛圍，催激成這種精神歸納於兩個字：“拼搏”。

在電影裡，我們看到這種精神激發起的是一種殘酷的機械重複訓練，是對自我意志的剝奪，前女排教練從頭到尾都是板著一個臉，以苦大仇深的口吻，督促與刺激著女排姑娘們，如何去重複、磨鍊、超限，從電影裡提供的細節來看，無疑是想說明這樣的訓練方式，是剝奪了運動樂趣，違反了人倫精神。

這種當年見效的女排精神，在中間段落裡，遭受到郎平的全盤否定。

為了挽救前女排教練給人的刻板印象，電影裡突然插進了一段女排隊員父母在春節前夕出現在姑娘們面前的溫情段落，以此柔化了前女排教練不近人情的附庸於拼搏精神所帶來的人情缺陷。這個柔性的情節設定，基本把前女排教練今天難以接受的人性缺失，給挽救過來了，也形成了電影前半段感人肺腑的場景重點。

進入到郎平出山的環節，影片把郎平作為一個從世界體壇帶來新理念、新氣象、新風範的集大成者來竭力呈現。

影片裡，在表現郎平執教美國女排、並在那場最終戰勝中國隊的賽事中，郎平就喊出了“做你們自己”這一違拗前半段女排拼搏精神的新的理念。在電影裡突然出現郎平的這一迥異於中國教練的理念原則的刺目段落，的確有一種振聾發聵之感。

《奪冠》裡，通過會議集束的手法，濃縮了郎平所帶來的新興理念，結合現實場景，我們看到，郎平在電影裡無疑是激發隊員做真實的自己。

電影裡的郎平，摒棄了過去女排那種嚴絲合縫的選用原則，聽任運動員來去自由，同時也給運動員以足夠的身心放鬆，鼓勵運動員可以考慮戀愛問題，她的一切所為，都是按照她的新理念而衍生出來的“做自己”這一原則。

問題是什麼是“自己”？

實際上電影敘事到這裡的時候，意圖展現郎平對中國女排精神的改寫，就是從當年的為集體而拼搏的精神，轉向為自己而奮鬥的精神。

影片裡郎平刺激朱婷的手段，就是向朱婷不斷地進行家庭的苦難提醒，不斷用女運動員來自農村、期待改變生活這一信條，來激發她的動力，讓她發出她吶喊的強音——電影裡這一段很肉麻，也很強迫，生活中如果這樣出現的話，只能說是另一種法西斯訓練方式。

當郎平施壓朱婷說出什麼是“自己”的時候，朱婷終於脫口而出：“我要成為你”，但這並不是郎平答案，而實際上，電影裡最終也沒有說出什麼是“自己”的答案。

因為“自己”的確是沒有答案的，“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裡裝，這正反映出明確的“中國女排精神”在向“自己”過渡時，已經找不到方向，迷失了羔羊。

電影的尷尬就在這裡。用郎平的新理念，來替代之前那個苦行僧的“中國女排”精神，但“做自我”同樣沒有明確的內涵來明晰它的信條。

這也是《奪冠》在中場的時候，明顯地已經失去了主題，郎平的那一套讓隊員猜迷式的為“自己”而打排球的方式，也讓電影失去了它的主旨。

然後，《奪冠》繼續發展下去，便已經失去了主題思路的規定與界定，而信馬由韁地崩盤了。我們看到，在沒有主導思想介入的真空情況之下，突然之間，女排隊員又回到了老女排的訓練基地，在這裡，彷彿進行了一次脫胎換骨的傳統教育，舊訓練館內斑駁的牆壁，彷彿像磁感應記錄，銘刻著當年的舊式訓練方法，那就是不斷的重複，挑戰，超越，好像電影又回到了對中國女排精神的肯定的舊軌上來。

自此之後，郎平在電影裡再也不再提出什麼新理念了，而是無奈地看著比賽名次節節衰退。之後，迅即地進行一段香港導演展現他的嫻熟導演技法的最後一場對決，這一場對決，同樣我們沒有看到有什麼與眾不同的精神鼎力，更沒有郎平的黑天鵝妙招出擊，然後奇蹟般地，女排姑娘們如有神助地在理念之外的“無主之地”的空隙裡，無招勝有招地獲勝了。

那麼，她們的勝利來自於何處？電影到這時，已經又循規蹈矩到沒有什麼主題思想了。

至少我們在《摔跤吧，爸爸》裡看到就是簡單的父親的望子成龍，最後與國家的榮譽融匯在一起，所以我們在這個電影裡被感動，原來滿足一個親情的最樸素的願望，就是實現奉獻國家的目標。

而在《奪冠》裡，我們在後半部分，只能看到的是香港導演提供技法的影響力，而打造出的一場球場賽事。

電影的情感元素呢？

已經徹底湮沒與泯滅。

所以，《奪冠》在無可挑剔的電影技術手法之下，看到的卻是主題的矛盾。第一部分的中國女排精神是明確的，郎平回國段落，她鼓勵隊員表現自我也是明確的，但是第三部分，女排最終勝出，靠的是什麼？電影卻三緘其口，不置可否。

這正反映出電影拍攝的矛盾，也反映出中國電影的拍攝現狀。那就是中國電影越來越向“段子”式的拼湊靠攏，一部電影，設計幾個片段式的“段子”，然後由香港導演用他們被中國導演黃建新美譽與稱道的“新穎的拍攝技法”製造成美輪美奐的影像，便基本能夠讓電影不辱使命，但電影的內在邏輯，已經支離破碎，一地雞毛。

《奪冠》在聲勢浩大的影像背後，卻看到的是主題的無解，看到支撐精神力道的萎縮，不能不說是這個電影讓人感到遺憾的地方。

最後說一下，這個電影給人感動的地方，在電影院裡，的確有不少地方讓人流淚，比如春節女排隊員的父母突然出現在現場一起包餃子的場景，還有前女排隊員去世前囑託郎平迴歸，都讓人潸然淚下，但這些感人的部分，並不能讓我們通融電影對它的核心主題的藏藏掖掖，虎頭蛇尾，朝三暮四。

當然目前這樣的《奪冠》足以撐持得住拍攝動機與架構本身，但我們嚴格地要求一下，期待中國主旋律電影能夠有一個強健的邏輯內質，也不是非份的要求吧。

至少，我們應該讓《奪冠》這樣的電影能夠經受得住更長久的審視與考驗。

我們自然懂得拍攝這樣一部太過貼近、太過原型的電影，受制於各方的限制維度，幾乎是一種螺絲殼裡做道場的舉步維艱，但《奪冠》的真正困惑，還是我們的電影缺乏一種自己拿得出手、站立得住的理念，所以，電影裡的主題意旨才漂泊不定。

可以說，《奪冠》裡的中心內質，恰恰是郎平指責隊員的那一種狀況：“沒有真正的自己”。電影只不過想傳匯出一種舶來的世界新理念，而又不敢堅持自己曾經成功過的理念，最後這兩個理念，都如實懸掛在電影裡，到結尾的時候，這兩個理念既不碰撞，也不拼出高低，從而形成了目前這樣的狀況。

中國電影的精神核心，最終還是事關到文化自信的問題。《奪冠》在主題意旨上的虛晃一槍，恰恰證實了這種自信的匱缺。好在香港導演來救駕了，技術手法上是沒有問題的，正如我們開頭所述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