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眨眼長假就過去了。而今年的國慶檔註定不尋常。

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形成三「巨頭」，聯手抬高了國慶檔票房天花板，從預售票房開始，一路高歌猛進，6天票房（37億）超了去年10月一整月票房（36.8億），挽救了今年電影市場持續大半年的頹勢。

接近尾聲之時，三「巨頭」格局重新洗牌。

《中國機長》上演了逆襲戲碼，單日票房反超《我和我的祖國》（但總排仍然第一），而《攀登者》則明顯「掉隊」。

「掉隊」的《攀登者》發生了什麼？

不過，也有反駁的聲音。

有觀眾認為《攀登者》作為獻禮片，以歷史事件為故事原型，在兼顧主旋律巨集大議題的情況下，又要滿足當下觀眾的娛樂需求，呈現難度可想而知。所以情感線的加入尤其重要，目的是在家國情懷與個體情感找一個平衡點，無可厚非。

眾所周知，囿於篇幅時長，電影是在複雜的歷史事件與史料上進行取捨，對不熟悉《攀登者》這段歷史的觀眾，難免會產生一些誤解。

拋開這些爭議，《攀登者》在群像敘事與真實細節的視覺呈現上不亞於國外登山片，不失為一部瑕不掩瑜的型別電影。

登山片，作為探險與運動片的子型別，通常涵蓋了兩者元素。

最早的登山片熱潮，來自於二戰前夕的德國。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德國湧現一大批的「山嶽電影」（mountain films）。

代表人物有阿諾德·芬克（Arnold Fanck）、萊妮·裡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等人，拍出《聖山》、《藍光》等片。背後是電影技術進步與人類對征服高峰的力量崇拜。

▲1926年的登山電影《聖山》，主演的正是後來鼎鼎大名的裡芬斯塔爾

到了1953年，紐西蘭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第一次從珠峰南側登上了世界之巔。

此後，將探險與運動相結合的登山型別片一直長盛不衰。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自導自演的《勇闖雷霆峰》

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1975年自導自演的《勇闖雷霆峰》（The Eiger Sanction），影片在諜戰懸疑的故事外殼下，用了一半的篇幅描繪登山，第一次讓登山作為一種型別題材，受到了廣泛討論與關注。

登山片成為好萊塢主流的型別片，不時都會出爆款。比如《冰峰搶險隊》《八千米死亡線》《絕嶺雄風》《挑戰巔峰》等等。

2015年國內上映的《絕命海拔》，正是在這一型別發展脈絡下而來的，結合了災難片元素的登山電影。

同年，工業製作高速發展的南韓有一部走小人物溫情路線的登山片《喜馬拉雅》，在網路上掀起熱議。

隔年，日本也將《陰陽師》原作者夢枕貘1998年一部攀登珠峰的小說《諸神的山嶺》搬上大銀幕。

而彼時的我們，才剛剛突破性地上映一部登山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在登山劇情片的創作上，還處於空白期。

▲2015年的登山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曾造就不少話題

當國外將登山片與各種型別元素融合，「玩」花樣的時候，我們還沒有拍出一部登山的型別片。

這就不難理解《攀登者》出現的意義——它不僅填補中國登山型別片的空白，也為以後登山型別片的創作與技術上提供經驗，如同《流浪地球》之於硬核科幻片開山般的意義。

電影《攀登者》製作的時代使命，與《攀登者》的故事起源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1953年，尼泊爾籍的丹增·諾爾蓋作為英國登山隊的高山向導，與紐西蘭人埃德蒙·希拉里從南坡成功登頂珠峰，這也是人類首次登頂珠峰。

尼泊爾藉此大作文章，在與中國的邊境談判中，一度抵認以珠峰作為分界線，叫囂未曾登頂的中方：「你們都沒登上過珠峰，怎麼能說它是你們的？」

▲希拉里和丹增

中國的首支登山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在物資極其匱乏的年代，一群從各行各業抽調而來的人，珠峰腳下集結，開始書寫中國原本空白的珠峰攀登史。

歷史輪迴，60年後的電影《攀登者》，就像當年的登山隊一樣，書寫原本空白的登山片歷史。

《攀登者》的編劇為著名作家阿來，代表作為摘下矛盾文學獎《塵埃落定》。他曾一度對外宣稱拒絕為影視作品當編劇，《攀登者》成了他的例外。

因為阿來對登山題材有著太多執念，熱愛登山的他時常爬到5000-6000米的高峰觀察「生命的痕跡」。

對登山英雄如數家珍，曾先後走訪過諸多登山家，深度接觸過中國1960年衝頂珠峰的4人組王富洲、屈銀華、貢布、劉連滿。

他接下《攀登者》劇本創作任務後，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興奮地一口創作了總共79章的電影劇本。阿來在後來的採訪中透露，他試圖通過劇作勾勒一幅60、70年代登山使命下的人物群像畫。

電影《攀登者》在紮實的劇作基礎上，每一個人物得以被塑造得飽滿立體，每一個行為都能尋根到歷史原型。

吳京飾演的方五洲，分別參照了劉連滿與王富洲兩個原型人物。

電影一開篇展現了1960年，四人組攀登時雪崩的驚險畫面，是改編自王富洲真實經歷。5月24日，當時老隊長許競一行四人準備從海拔8500米的營地突擊頂峰，突然因體力不支倒下。

王富洲臨危受命，接下隊長的職責，屈銀華替補加入4人組。而方五洲搭人梯的歷史事件來源於劉連滿，當時4人組歷經艱辛，終於來到通往珠峰的最後一道難關——第二臺階，指北坡路線上8680—8700米之間的一道非常陡峭的巖壁。

多次嘗試攀爬，都摔得夠嗆後，消防員出身的劉連滿想出了搭人梯的方式。託著隊友王富洲、屈銀華、貢布爬上了巖壁，但他自己卻因為託著100多斤的隊友一個多小時，導致體力不支，只能放棄攀爬。

先爬上去的屈銀華也付出了巨大代價，電影裡失去腳掌的張譯，參照的人物原型正是他。

當時屈銀華實在不忍心以佈滿釘子的高山靴踩在隊友肩上，便毅然決定脫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往上爬，但沒想到穿著的鴨絨襪子太滑差點摔下去，屈銀華又不得不脫下鴨絨襪子，只穿一雙薄毛襪，就這樣，近乎裸腳的爬上了巖壁。所以，後來我們看到，腳趾和足跟被徹底凍壞的屈銀華不得不選擇截肢。

另一個被截肢的是夏伯渝，胡歌飾演的楊光的原型人物。

阿來原著劇作中，把夏伯渝改名夏伯陽，意在將其與蘇聯同名的戰鬥英雄作比。並賦予了夏伯渝原型性格，他原本隊裡最淘氣一個人，在登山隊裡慢慢成長，從不成熟到成熟。

所以電影裡，我們可以看到胡歌飾演的楊光，是最不嚴肅的一個人物，承擔了部分喜劇的戲份。

當年26歲的夏伯渝，曾距頂峰只有兩百多米，但因所在小組7名隊員凍傷，不得不撤退。下到8200米高度紮營休息時，夏伯渝在零下25°的酷寒中，將睡袋讓給了一個小次仁多吉的隊員，該隊員因意外揹包落在了半路。善良的夏伯渝沒料到醒來的第二天，他雙腿再也站不起來。

失去雙腿的夏伯渝並沒有放棄，43年後的2018年，成為中國第一位登頂珠峰的障礙人士，這也是電影最後呈現的一幕。

▲夏伯渝

飽受爭議的人物李國樑，也是完全參照原型人物鄔宗嶽。1975年第二次攀登珠峰時，鄔宗嶽負責登珠峰影像拍攝及心電遙測任務。

擔任突擊攀頂的隊長時，他已經42歲，是隊裡年紀最大的。當時有些體力不支的鄔宗嶽，在零下30°雪地裡裸露手腳長達20多分鐘，向大本營發射心電訊號，接著為了拍攝效果解開與隊員的編組繩，不幸發生了，鄔宗嶽墜崖。

電影裡給李國樑所加的感情戲，雖然不屬於他與黑牡丹，但也不是空穴來風。黑牡丹的原型人物為潘多，1975年中國第一位攀頂的女性登山家。

阿來將其採訪到的西藏另一個女登山家故事，移植到了黑牡丹身上。西藏共有14座高於8000米的山峰，一對夫婦在登其中一座山峰時，丈夫犧牲了。後來這位女登山家成功登頂的這座丈夫犧牲的山峰，並把其骨灰留到了山頂。

人類為什麼一定要去攀登珠峰？

逝世於珠峰的英國著名登山家George Mallory說：「因為山在那裡。」（Because it’s there）

從上個世紀20年代，有著冒險精神的大英帝國，開始盛行專業的登山俱樂部，也正是從那個時候，人類開始了對於珠峰的攀登史。

1921年，在阿爾卑斯登山俱爾部和皇家地理學會組織下，英國組成了歷史上第一支珠峰遠征隊。不難看出，消耗大量財力的登山運動誕生之初，是一種屬於貴族的遊戲。

那麼，在物資極其匱乏的年代，中國人為什麼一定要去攀登珠峰？

除了時代賦予的國家使命，《攀登者》以群像故事還原了每一個人物攀登動機的來龍去脈。

每個人物在國家意志的號召下，讓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完成了個人不同的人生夙願。

電影沒有說教，也不故作深沉，人物在集體榮譽與個人安危取捨之間，給出了多樣的答案，不是一味的非黑即白……找到了個人和國家意志之間一個平衡點，詮釋了一種新的英雄主義。

隨著人類登山技術的發展，「商業登山」盛行，每年都有數百人登上珠峰，珠峰不再神祕。

現在越來越關注個體價值的年輕一代思想中，《攀登者》像是一個異類，逆流而上地將一段漸行漸遠的傳奇搬上銀幕。

電影努力結合新的數字技術，在動作和視覺上氛圍營造上，還原給年輕一代觀眾最真實的記憶。

不否認，作為後來的年輕一代觀眾，我們很容易發現前人的不足，《攀登者》裡的每一個人物並不完美，就像電影《攀登者》一樣，它的製作並不完美。

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們擁有的「攀登」精神，冒險與開拓，甚至創造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