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無疑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巨星，其詩具有非常強的藝術吸引力，簡單地說就是非常吸引人，百看不厭，寫得非常妙，非常地值得人品味。在中國文學史上，我們常把李商隱與杜牧放在一塊，合稱“小李杜”，但坦白講，杜牧是沒有資格與李商隱放在一塊的，杜牧具有太強的炫技成份，從而使他的詩太做作，不那麼自然，杜牧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道德說教性太強，使他的詩作背上了負擔，不那麼流暢，瀟灑，動情。

李商隱詩作藝術處理的巧妙性一直令我拍案叫絕。“八駿日行三萬裡，穆王何事不重來”，“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吳家有莫愁”，諷人諷得那麼雅，那麼有品味，那麼深沉。但這絕對不是故作高深，不是有意賣弄，而寫得那麼自然，那麼真誠，讓人一點也不覺得唐突。

李商隱詩作對人情感出色地高度逼真地描摹也是我所深深歎服與喜愛的，“來是無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把人間那種迷離的朦朧的情感描摹的彷彿就在眼前，這是李商隱詩歌的一個很大特色。

李商隱是那種能把文字寫到讀者心裡的偉大作家， 陸游有一首四句詩是這樣的，“官身常欠讀書債，祿米不供沽酒資。剩喜今朝寂無事，焚香閒讀玉豀詩。”自己不僅窮得沒錢，連讀書的時間也沒有，今朝沒事，悠閒地看李商隱的詩集。李商隱的詩集竟有這麼大的魔力，把大詩人都迷住了，作為消遣的工具，你可見他的詩有多大的藝木魅力。

初讀文學史時，我也納悶李商隱怎麼能獨佔一章，這不是屈原李白的待遇嘛，瞭解得多了，也就不覺得奇怪了！

李商隱的詩歌藝術性強烈，給人以朦朧之美，外加他的無題詩纏綿悱惻，讓人難以捉摸。更加容易引發後人猜想，話題和神祕度很高，而且李商隱身處牛李黨爭之間，是一個政治犧牲品般的存在，更加容易引起人們的同情。

“論詩詩”的文化成因

為什麼唐代以杜甫為首的一大批詩人及詩論家要用“詩”的方式而不是用“論”的方式來品詩說藝？箇中的原因無疑是複雜的，但我以為最根本、最直接的是以下兩點：

首先，是中國古代批評文體之“文學”化的歷史程序和發展趨勢決定了“論詩詩”這種詩性的文學接受方式的產生。中國古代批評文體的“文學化”程序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雖然此期的《論語》、《孟子》、《莊子》都還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批評文體，但其中所包含的大量的雋言妙語和生動形象的寓言故事由於具有相當的文學色彩，這就為後來的批評文體的文學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古代批評文體文學化的正式出場則是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例如“賦”在當時是最受文人雅士青睞也最流行的文體，賦的寫作和欣賞自然成為文士們生活中的一件極為重要也極為嚴肅的事情。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篇有云：“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于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正是這種生活的真實寫照。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古代的文人雅士們將他們的藝術才華釋放到本該以論說見長的批評文體之中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例如後漢的崔瑗、蔡邕在其書法批評著作《草書勢》、《篆勢》和《隸勢》中，就把“炫辭作玩”的賦法引進本來“不入華侈之區”的頌讚之中，多方的鋪陳與層出不窮的比喻終於使頌讚之體具有了文學之性。更典型的是晉代的陸機，其《文賦》作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第一篇完整而系統的理論性作品，本來是要探討文學創作過程中何以會出現“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問題，但卻完全用賦體來表達，內在的藝術構思之理的辨析和外在的賦之詩性言說這兩者的奇妙結合，終於使他的《文賦》成為批評文體文學化的一個標本。

再如“駢文”是六朝流行的最具文學意味的文體，而劉勰的《文心雕龍》正是用駢文寫就，我們看他論“神思”即雲“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談“風骨”則說“若風骨乏採，則鷙集翰林；採乏風骨，則雉竄文囿”，解“物色”亦曰“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在這裡，劉勰正是由於充分運用駢文“高下相須，自然成對”的特點，才將一部體大思精的《文心雕龍》寫得美輪美奐，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化批評的一個難以企及的典範。

而中國古代批評文體的文學化的高峰當在唐代，這是公認的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黃金時期，詩歌創作之繁榮、創作風格流派之多樣、各種詩體發展之成熟、獨具風格的詩人之眾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一些文士特別是一些在詩歌創作上有著精深造詣的詩人如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李商隱等有意識地採用詩的文體形式來品詩說藝，從而最終創造出融鑑賞、批評與創作於一體的“論詩詩”這種詩性的文學接受方式就是歷史的必然了。

其次，中國古代批評家與詩人一身二任的獨特身份，也是“論詩詩”這種文學接受方式產生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著名的批評史家羅根澤先生曾經指出：“中國的批評，大都是作家的反串，並沒有多少批評專家。”[17]事實的確如此，長期以來，中國古代的詩論家批評家都是以詩人作家的身份來從事文學批評的，他們往往集創作與評論於一身。從大詩人杜甫、李白到韓愈、白居易、李商隱再到《二十四詩品》的作者司空圖，他們無一不是集創作與批評於一身的詩人或批評家。

中國文學批評主體的這種特定身份決定了他們普遍具有一種詩性的氣質——他們具有比一般人更為敏銳、細膩的藝術感悟能力和體味能力，他們的情緒和情感也更多地帶有個性化、人格化、詩意化和審美化的特徵。中國文學批評主體所具有的詩性氣質給批評家們帶來了雙重的好處：從創作方面來看，批評家們所具有的詩性氣質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自然成為在文學史上有相當影響甚至是著名的詩人。

從文學批評方面來看，他們所具有的詩性氣質則內在地決定了他們必然要注重於對作品醇厚的情愫和那情愫中所蘊涵的情趣、韻味的玩賞和體悟，他們對藝術的敏銳而細膩的感受能力和情感體驗能力也必然要充分地表現出來，而所有這一切又必然外化為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中的“文學化”訴求，從而使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帶有濃重的詩化傾向和詩性特徵，而這種詩化傾向和詩性特徵發展到極致就是“論詩詩”這種融鑑賞、批評與創作為一體的文學接受方式的產生。

因為李商隱是中晚唐時期成就最高的詩人。相信他的詩很多中國人都爛熟於心，比如這首“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

李商隱善於用典，而且詩歌有廣泛的師乘。如悲愴的情思與香草美人的寄託源於屈原；歸趣難求的風格與阮籍相通；沉鬱頓挫的風格是受到了杜甫的影響……現在儲存下來的李商隱的詩有600多首，他的抒情詩，特別是愛情詩最具風格。代表作有《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這首詩是李商隱寫給自己的愛人的，在看似淺淺淡淡的語言裡，話出了濃濃的相思之情。

前文提到的“相見時難別亦難”，也是一首愛情詩，這是李商隱與其他女子戀愛失敗後所寫，他寫的這類詩多用“無題”作為名字。“無題”為詩名的名句還有“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等。

李商隱的詩情詩才遠遠高於李白、杜甫，單就詩歌的情懷之真切、蘊蓄之深厚、技巧之老辣、意境之優美，中國詩歌史上很難找出第二人達到李商隱的水準。

不同版本不一樣，司馬遷，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這幾個在不同版本差不多都是單獨一章。即便不喜歡他們，也都承認他們的地位。李商隱的評價不像他們幾位那麼穩固，喜歡的人較為推崇，可能和文學史編者個人的愛好程度相關吧。

當我們執著於李商隱《無題》詩中那些眾說紛繪的謎題時，卻往往忽略他的絕句，他最深情的表達往往就藏在其中。那首膾炙人口的《巴山夜雨》，就足以使他名流千古，只是我們常常會忽略其中的情愫。僅憑此一篇，他足以高踞群星薈萃的唐朝詩人之中而毫無愧色。

李商隱逝於妻子去世的七年之後，膝下唯有一子，史書上並沒有他再娶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