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兒童的父母外出進城務工就業，父母的直接監護責任缺位，致使親子互動受阻，代理監護人又因為監護能力有限，有效監護不充分。

因此，家庭的正常教育功能在人口流動的衝擊下遭到弱化和消解，無法為留守兒童的成長和發展提供正常的家庭生活環境，從而對留守兒童的身心發展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導致了以社會化不良為本質特徵的各種教育問題的產生。正確認識和判斷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是進一步解決該問題的前提。

留守經歷對留守兒童教育以負面影響為主

留守生活經歷對留守兒童的監護質量、學習品質、心理健康等方面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通過與處於相同教育環境的非留守兒童比較不難發現，留守經歷帶給留守兒童教育的影響雖然不乏積極的東西，但卻以負面為主，這些負面影響已成為留守兒童教育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留守經歷的積極影響來看，首先，留守經歷提高了留守兒童的生活自理能力，留守兒童在相對困難的學習和生活環境中變得更加堅強和自立，對挫折和困難的適應能力大大增強，這對留守兒童的成長和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其次，留守兒童父母外出務工，家庭收入大大增加，家庭教育的投資能力和意願增強，留守兒童在求學方面的經濟困難大大減少。再次，留守經歷提高了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意識，不少留守兒童的父母在外出務工後才體會到親子之間感情的真摯，才識到父母的責任重大，他們將對孩子的虧欠感轉化為對孩子教育支持，這對農村教育的發展是一種寶貴的無形資源。

最後，留守兒童家庭擁有更大的信息優勢，父母外出務工增長的見識引起了教育意識的改變，不僅對孩子的家庭教育會有積極的影響，而且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變革也起著積極的作用。

從留守經歷的負面影響來看，相對於非留守兒童而言，留守經歷所導致的教育問題，對留守兒童的影響是深刻而久遠的。首先，親子分離影響著留守兒童的監護質量，留守兒童監護人對留守兒童的管理相比非留守兒童更趨寬鬆，有些甚至放任其自我發展，嚴重影響到留守兒童的生活學習質量。

其次，留守經歷影響著留守兒童的學習品質，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相關分析顯示，留守經歷的負向特徵很明顯，留守經歷越長，留守兒童對自己的學習要求越低，留守經歷與留守兒童的學習態度、學習目的、學習認知和學習要求有著密切聯繫，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留守兒童的學習品質。

第三，親情缺失影響著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父母親是兒童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他人，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性具有不可替代性。

由於父母親長期不在身邊，親子互動受阻，留守兒童在潛意識裡會把自己與同輩群體比較，特別是與父母都在家的非留守兒童對比，親情的欠缺往往導致他們內心的孤寂和失落。如果不能獲得替代性親情補償，又得不到及時的心理輔導和幫助，一部分留守兒童就會在心理發展過程中出現偏差，導致心理失衡，出現心理健康問題。

因此，留守經歷儘管對留守兒童的教育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從整體和長遠來看，消極的方面還是大於積極的方面，這些負面影響正是留守兒童教育中所存問題的主要表現。

留守兒童教育支持任重道遠

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是當前中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突出問題，無論政府還是學界都給予了積極關注。但是該問題卻遠非少數學者、學校或者政府在短時期內就能解決，作為社會轉型期間的一大社會問題，留守兒童問題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長期存在。這是因為：

第一，人口的鄉城流動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當代農村留守兒童產生的主要原因來自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流動。農村人口的流動是當代中國重要的社會現實，是中國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從農業人口占多數到逐步實現城市化的重要轉型期，這一複雜的社會轉型過程需要較長的一段歷史時期。

在此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和流動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只要存在流動人口的舉家難遷問題，農村留守兒童就會隨之產生，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就會繼續存在。

目前中國農民外出務工數量，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還將會逐步遞增。這些外出務工者大都處於青壯年，他們的子女一般處於基礎教育階段。

由於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務工有所不同，他們務工的動機已經不再僅僅是為了生存，而更多是為了發展，長期務工正在逐步取代“候鳥式”季節性務工，外出務工也逐步成為當代農村青少年的一種生活方式，青年新生代農民工正在增加，受他們生活方式和務工動機的變化，留守兒童將有增加的趨勢，這將進一步加大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解決的難度。

第二，農民工永久性遷移的願望並不強烈。影響農民工留城定居決策的因素，不僅僅是經濟因素，更要從社會、文化、心理和農民工個人特徵角度進行分析。這是因為，農民工進城打工不僅是在空間上移居城市，更是個人從農村人向城市人的轉變、適應城市系統的過程，它涉及農民工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的轉變和能否適應城市的問題。

經濟收入差距是導致農民流入城市的直接動因，在現實條件下，農民工的總體收入仍處於城市偏低水平，雖然進城打工後收入有所增長，但要以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的形式在城裡定居則非常艱難，農民工較低的收入難以為其家庭定居城市提供足夠的經濟支持。

當農民工內心深處真正認同了城市的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並在情感上找到了歸宿，才意味著農民工已從心理上適應了城市。只有真正融入城市，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定居。

但由於農民工自身素質和人力資本積累不高，使其處於相對較低的職業層次，不具有城市居民的社會身份，由此產生的種種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排斥力，加大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文化環境的難度，影響了農民工定居城市的意願。

當農民工定居城市的意願並不強烈時，他們一般不會採取“家庭式”的流動方式，而讓孩子留守老家，因為流動兒童不能取得流入地學校的正式學籍，往往受到不公平地對待，不少流動家庭也難以承擔城市較高的教育費用。

有研究認為，如果貧窮與遷移連接在一起，則會對孩子的教育產生致命影響；美國關於流動兒童學習狀況的相關研究也發現，兒童的頻繁流動不只對他們的學習成績構成威脅，而且還和輟學相關。

第三，農民工市民化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國際城市化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超過30%之後就會進入加速階段，中國近些年的城市化速度已經大大加快，即使如此城市化率每年也只以1%的速度增長，在這1%的城市化人口背後，主體並非農民工，而主要是城郊的失地農民。

這幾組數據表明，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實質性提高，都還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想要實現農村人口完整的城鎮化，即農民工名正言順地轉變為市民，真正融入城市，還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

最後，二元社會結構短期內難以消解。當前中國農村人口向城鎮的永久性遷移還受到一系列制度的制約，如戶籍制度、農村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城市住房供給制度、城市用工政策以及城鄉教育體制的差異等。要實現農村人口的永久性遷移，必須依靠一系列的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但從制度創新和制度選擇的路徑依賴來看，要完成相關制度的創新與變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總之，由於引致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外部社會條件短期內還不會消失，留守兒童還將長期存在，其教育支持想要明顯改觀還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因此，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解決可謂任重而道遠。